杂文集《坟》收录了鲁迅先生从1907年到1925年所作的23篇文章，加上前面一篇《题记》，后面一篇《后记》，总共25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这些文章中，既有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这样的文言论文，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这样的白话论文，也有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之节烈观》、《论雷峰塔的倒掉》、《娜拉走后怎样》这样大家耳熟能详、鞭辟入里的杂文。
这一个阶段对于鲁迅可说是多事之秋。他先是于1925年卷入了女师大风潮，支持学生对抗校方和教育部的压迫，并且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然后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他任职了十余年的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后，他与章士钊打起了官司，由于种种原因，官司居然打赢了，可毕竟也与教育部交恶。
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骇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打死打伤数百名请愿群众，其中也包括鲁迅的学生刘和珍。鲁迅写下了《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遭到政府通缉。同年8月，他应林语堂的邀请赴厦门大学教书，开启了他的南下之路。正是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整理出版了杂文集《坟》。
《坟》的题记，作于1926年10月30日。这一篇后记作于1926年11月11日。
全文充满着一种寂静和哀愁。离开了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来到遥远寂静的厦门，鲁迅感觉到了寂寞和苦闷。回忆写过的文章，他感叹道，“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编辑杂文集《坟》，写下这一篇后记，第一个原因是为了纪念。
有人评价鲁迅说：“我的真诚在于我承认我不够真诚。”这话有些中肯，其实鲁迅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他勇敢地承认，“我还没有这样勇敢。”
鲁迅的文章是真诚的，但他也并不能直抒胸臆——他不是个勇敢的莽撞人。在那样因言获罪的白色恐怖年代，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于北京；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于昆明。讲真话的代价是惨痛的。所以，鲁迅的杂文有时候会用隐晦的“曲笔”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很多青年都喜欢鲁迅的文章，视鲁迅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对此，鲁迅也处于矛盾之中。他想要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无法做到。“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他叹息，“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一股复古思潮，主张要写好白话文必须先读好古文，并举了鲁迅为例子，鲁迅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自己自幼确实读过许多古书，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因此，鲁迅甚至说出，“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在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生死存亡的时代，新文艺的作用应该是唤起民众，应该是扫除积弊，应该是救亡图存。而绝不是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晦涩的语言来卖弄学问、装点门面。
然而，杂文集《坟》之中，却偏偏保留了鲁迅在近二十年前所作的文言文论文。他也只好自嘲地解释，“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前面我们也分析过，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虽然文字晦涩难懂，但却集中展现了鲁迅文化思想形成的源流和脉络，鲁迅的不忍割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末尾，鲁迅用晋代文学家陆机凭吊曹操时的吊文的最后几句做了结尾。“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曹操一世英雄，临终遗言却婆婆妈妈地嘱咐后人许多琐细的小事。即使是圣贤、哲人，也无法做到完全忘情。曹操这种复杂的情绪，和当时的鲁迅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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