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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 16 、 17 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一种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
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 3 世纪后半到 6 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大体上是受实物论者的影响。多少也受到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表现为马融的生命重于天下论，表现为鲍敬言的《无君论》，更表现为鲁褒的《钱神论》。
萧梁时的沈约（公元 441—513 年）也曾谈到货币问题。他认为食与货并重。他说：“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这是对事实的承认。他似乎并不赞成这种情况。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欲望。古代人欲望小，所以生产品为生产者自己所消费或保存，不用来交换，货币的作用不大。后来商业发达，农人去而从商，帛币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卖成货币，以换取珍罕的商品。这样又使得农业受到影响。“虽钱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库盈朽贯，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所以他主张废止货币，专用谷帛。他说：“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他似乎以为货币的缺点，在于它的携带方便，因而产生许多弊病。在这方面，他承继了晁错的衣钵。
钱币学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当时的钱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于收藏它和研究它发生兴趣。中国战国时期的钱币和古希腊的钱币应当是具备这一条件的，却没有产生钱币学；这是因为钱币学虽然包括一切时代的钱币，流通中的钱币也在内，但却以不再流通的钱币为主。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和古希腊人只把钱币当作购买手段来保存，不是当作一种研究的标本来保存。
典当业务虽为历代的人所诟骂，说是剥削贫民，可是经营者往往打着慈善的招牌。就是到了公开采取拜金主义的后代，普通商店可以恬然挂起“万利”的招牌，当铺却用“宏济”“宏安”一类冠冕堂皇的名称。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自然认为典质是以救济贫民为目的。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教会从事信用业务。基督教表面上反对放款取利，但教会的人暗地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放款。有谷物放款，有牲畜放款，有货币放款。他们也是打着慈善的招牌，说这些放款使穷人能得到低利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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