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中国神话中的“王”，我们需要先来探究上古神王的象征：龙和凤。龙，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古到今，对于人首蛇身和龙的描绘逐渐由丰富多彩转向统一。目前龙的形象是两个杈角、长须、蛇身、四足、鳞片满身，也可以说是马面、猪鼻、牛嘴、鹿角、蛇身、鹰爪、鱼鳞、狮尾、虾须。整个就是一想象组合的产物。这能代表真实的龙或者人首蛇身的形象？有人会说了，谁都没看过，更没法拿出照片这种有力的证据，从何证实？也就是说，在数千年的记载中，龙的真实样子就如同一个“悬案”。李零先生言及：“朱德熙先生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文字破译最像侦探破案。” ¹⁵⁰既然是“悬案”，那么我们就以破案的方式来找线索。
按照侦破案件的现场和证据来说，公开的资料显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人见过龙。那么我们怎么来找寻证据呢？当然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事发”越近的越好。所以现今古籍所记载的资料描述形象，皆不如一样东西——古文字。在时间上，象形文字中已有甲骨文的“龙”字。那说明，在已出土和已认知的历史下，使用象形文字的原始人应该是最早描述这一“事发现场”的。
时间上最近，至于“现场”，看来只有碰运气了。碰不到怎么办呢？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吧。有一天，原始人见到了龙，并且将其样子像记载其他所见动物一般，作为象形文字写（更准确地应该说“画”）下来了：
。
部分学者们的推断都把龙字上部分的“辛”（甲骨文
）表述为角或冠。看起来“龙”的上部分是和“辛”形似，但笔者认为并不完全一致。甲骨文中另有一个字倒是写法很像，那就是王——“
”。在甲骨文中“龙”的上部分应该是同“辛”一类的，也就是说“辛”和“王”字同源。而“辛”也正是前文所提“示”的结构，表“天上”、“神”之意。
对比一下就会很明显，“龙”的上部分，
下的一横，应该是笔直的，而非斜向的弯折。因此笔者认为将“龙”的上部分认为是“辛”，是不完全准确的，更准确的应是“王”。等等，对甲骨文有了解的人要说了，这哪是“王”字？其实，“王”字甲骨文为
，刚刚不过是倒过来了180度，这正是“王”的倒写。
除开刀斧的释义可以证明归于“辛”一类外，笔者认为，器物之意乃后衍生或者借用，其最初之意应该是“人”的含义。两种释义也并不冲突，在造字之初，所创字形有限，而随着生活的发展，有其他含义也是正常的。像金属制品例如刀斧之类出现于其他人类生活用具之后，刀斧的含义较为晚出现也是正常。而关于“人”的含义，我们来看看“立”字。
“立”，甲骨文
像一个人
站在地上，一横指事符号表示地面
。人，甲骨文
像是垂臂直立的动物形象。大，甲骨文
、金文
像张开双臂双腿、顶天立地的成年人。
“王”字包含人的含义，从这几个字的象形来比较，应该很明显。笔者认为“王”象征着一个人站立在地上，并且这个人较站立的“大”人应该是有区别的，上臂是横着的，而有两横的“王”字，笔者认为则是字形“辛”的发展，形似甲骨文“天”字，象征顶天立地之人，符合“王”的特征。上面加一横的写法，更是前文所提“工”形字体连接天地人，汇聚交集的特点。所以“龙”字的上部分为“倒立的王”，笔者认为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其实从“龙”最初的形象也可以看出，所谓“龙之冠”或“龙之角”最初是没有的。李学勤先生在比较良渚文化玉器琮上的龙纹和红山文化龙形玦时，就已经提到了：“玦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獠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¹⁵¹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是早于商周时期的，也就可以推断，龙早期的形象中可能并不“角”、“冠”。那么，甲骨文“龙”字的上部分结构被解读成所谓“角”、“冠”，就可能更属于臆测了。如此一来，甲骨文“龙”字的上部分结构确实是可能存在其他内涵的。
这样来看，“龙”如果不是单纯指一种象形动物，那又是什么含义呢？其实作为象形文字，还是有组合的会意字一同被创造。《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所以，在认为“龙”字是组合体的情况下，表明甲骨文的“龙”字在如今看来，更着重于会意而非象形；或者说，因其象形之意已不可见，因“形声相益”，只能着重理解其会意的部分。
再探讨下“龙”的下部分
。下部分有两个结构，“口”和尾。“口”字的构成，使得不少学者在释读此字的时候，更加将其解释为动物的形象，甚至“口”字延伸的两竖笔都被描述成了龙的长须。而笔者认为，第一，“口”字在“龙”字中出现的版本，一开始应是一致的，后来延伸的两竖所谓的越来越弯曲的笔画，不过是因为受其“尾”或者是后人因为龙的传说形象而逐渐改变的；第二，这个“口”字的释读，其形本身就是倒写的“口”字，前人理解为“口”当是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此“口”更多地是继承了前文所探讨的“口”的原始含义，即“向”、“虹”等字的原始含义——“灵”。而甲骨文“龙”字的尾形其实跟“申”字中间之形特别相似，笔者认为这种结构也是由“申”、“乙”甲骨文的结构的一种变体。《易·说卦》曰：震为雷，为龙。（“雷”字的解释参考上一卷）
而关于甲骨文“龙”字的解读，还有一种与天文现象发生联系的解读。冯时先生在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将甲骨金文的“龙”字与苍龙星宿进行了对比。在第四卷关于星宿的探讨中，读者也将会发现，某些古老字形的创造方法与冯时先生所推测的方式具有一致性。
（图原名为“甲骨文、金文‘龙’字与苍龙星宿之比较”：“1-9.甲骨文、金文‘龙’字”，“11-12.苍龙星宿构想图”¹⁵²）
而不论从以上哪种角度来看，很明显“龙”的原始含义并不是属于我们日常能见到的普通动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神话历史中另一个与“龙”齐名的“动物”——凤。
凤，虽与龙为两种事物，但在古代的认识中，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发展到今天，依然大量留存了有关龙凤组合的成语。在一般的认识中，常把龙凤分别比作男女。而严格区分来，现在的凤一般是凤凰的统称。而凤凰各分雌雄：雄为凤，雌为凰。《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龙和凤有着许多的相似点：
一是，后世的考证以及记载中，均被认为是动物的形象。在“动物”形象中的中心地位和联系：同为“虫”《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提到：“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二是，同为传统文化中如同图腾性质一般的核心标志。不管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记载的故事中，均可以见到两者的踪影。正是因为龙凤对于解读华夏文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对于龙凤的考证以及艺术创作古往今来。近代开始，凤凰更是在文化融合浪潮中，被不少艺术创作者与西方的不死鸟的形象结合起来。郭沫若先生就曾做了一诗，名曰《凤凰涅槃》。闻一多¹⁵⁴先生更是对“龙凤”形象的意义详细进行过阐述：
“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们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¹⁵⁴
对于“龙”为夏人的图腾一说，丁山先生也通过对后土等神话人物的研究以及“禹”字的结构等方面，详论了“禹即句龙”¹⁵⁵而“龙”与每一代帝王，特别是华夏祖先伏羲、黄帝之间的关联更是非常密切，古文献及现代学者对此著述太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除此之外，较为历史上较为著名的还有《史记·老子列传》、《太平御览》、《庄子·天运》、《庄子·人间世》、《论语·微子》中亦记载了孔子喻老子为龙，老子、接舆比孔子为凤的故事。
三是，同与五行、五方的概念紧密相连。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端午考·端午与五行》中就提到了龙与图腾、五方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建议是，五行中最基本的观念是五方，而五方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型态的符号，兼宗教信仰的象征。依图腾制度的通例，一个团族（clan）之下往往又分为几个支族（phratries）。我们疑心古代奉龙为图腾的团族之下有四个支族，每支族又各为一龙，共有五龙。……”
闻一多先生同时提到了端午节与龙相关的不少风俗，特别是“彩丝系臂”的端午风俗与五龙的关联，值得读者了解。而闻一多先生认为图腾即是五方，为什么笔者要分为两类呢？这是因为，笔者看来，五龙图腾只是五方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其实质更有一层深意，是区别于人类社会本身的概念的。而“五方”的真实内涵与天文、空间有关。
实际上，在笔者引用的这一段之前，闻一多先生自己就提到了这一关键点：“五行的其源想来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它最初必有某种实用的意义，而不仅是分析自然势力而加以排列的一种近乎思想游戏的勾当。”可以看出，闻一多先生已经意识到了五行、五方，有着更深一层的实际意义。
来看看五方之龙在其他古文献中的记载（闻一多先生的著作以及丁山先生的著作中也归纳整理了不少，读者可以详参）：
龙，《墨子·贵义篇》中所传：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很明显的在这里，《墨子》将龙与四方结合在了一起。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学者在研究时一直以现代的“杀”字来理解全句之意。而笔者认为，这也有可能当时之人误解其故事之意，将“杀”简单地理解成了“杀戮”之意。而笔者在解读《阴符经》的时候就提到了，“杀”字其实为“相交”的含义，为“生”之倒。所以这样再来看着四句话所描述的故事，其实是四时的天象之描述，以第一句为例，甲乙为时间、东方为方位，“杀”者，交也，实乃上古神话中常常描述的“帝”之“巡”也。北斗七星为帝车，巡天而定四时即是同类意义。实际上，刘宗迪¹⁵⁶先生在《失落的天书》中已经就此论述得非常详细，简引之：
“《尧典》中，不仅羲和四叔分赴四方“历象日月星辰”的记载与《海经》同出一辙，下面关于舜巡守四方的叙述，实际上也是四时观象授时的活动的写照：……”¹⁵⁷
推荐有兴趣的读者们读一读宗迪先生以及丁山先生的相关著作。而在此，还隐含了对于“帝”的解读。前文提及“帝”之字形，可能为“在天之王”掌四方之向，即与此句同。同时，《墨子》中所言之“帝”，或为中央之龙，帝即龙之中也。在这里，其实宗迪先生的论述中，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即伏羲所“生”之羲和尧所“遣”羲和四叔，以及与五方龙的关联。
而今本《山海经》中也提到：
《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禺彊”时书：“北方禺强，黑色手足，乘二龙。”）
同时，在文物方面，大家也可以从现存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浑仪中较为直观的了解这一点。
凤：古风也。笔者认为，其尾实为木之聚，“生杀”之聚，四向之聚。四风乃四向之演变，风者，木性，也正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四角以木为图，同时也可以由此图看出，四风与四向有可能是同源即同一事物，也有可能是其续，按图来说，也就是四向为东西南北四正向，而四风者，为四正向之交，四角之方向。《易·说卦》：巽为木，为风。故，后天八卦之中，左上角即东南角，为巽为风，巽者，天乾之对也，巽者或表四风入地之口。
历史文物“四方风”更有对“风”的直接记载。“四方风”这一文物是一片刻有24个甲骨文（因残缺无法辨识，全文据推测应为28字）的牛肩胛骨，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其内容经学者考证为：
（□：表示缺字。〔曰〕：表示合理推测字。）
胛骨版（《合集》14294）
东方曰析，风（凤）曰劦（协）（列）。
南方曰因，风（凤）曰微（凯）（耆）。
西方曰夷（韦）（介）（制），风（凤）曰彝。
□〔北〕□〔方〕□〔曰〕役（夗）（伏）（丸），风（凤）曰夗（冽）。
其含义考证众多，笔者认为丁山先生的考证甚有新意，值得读者深入探讨。但是不论如何考证，其字义以及很明显的可以证明四风与四方的对应关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凤与四方的还存在另一个联系，即与四象中的朱雀的关联。南方之象为朱雀。朱者，赤也，南方属火，而自古就有凤鸟属火的说法。（即凤凰火中涅槃的说法）。古书《春秋演孔图》说：“凤，火精。”《春秋元命苞》说：“火离为凤”《鹖冠子·度万第八》也提到：“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龙和凤都能被表示为四方及其中心的指代。而其作用和相关记载现实，这两种“动物”的地位跟其他甲骨文所记载的动物是有天壤之别的。
既然都能作为方向的指代，但为什么不是只有一种呢？这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龙和凤可能都只是一种指代，在方向性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只是两种事物本身有区别，这点可以从后来将“象”这一动物也用来指代方向一样；二是，龙、凤，甚至刚刚所提的“象”，在用作指代方向的时候，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象”可能是借其在地上的形象指代地面上的方向，而龙和凤可能开始是用来专指天空中的方向。
笔者较为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假设如此，我们就得来探讨下龙和凤的区别。传说等记载纷扰复杂，多有艺术创作修改之嫌，更为直接地，我们还是可以从古字形的表现上来探讨。
从前文对于龙和凤字的结构拆解中可以发现，结构其实就可以表示为龙乃其神，而凤为其交。
龙为天上之“神”，这一点刘宗迪先生在其《失落的天书》中就已经考证到了龙为天空星象的本质。而凤为天上之物的可能，从其通“风”和鸟形的结构来看，也非常的明显。
而笔者认为，丁山先生对于龙、凤的考证可能揭示了并且对应了笔者关于龙凤字形区别的解释。其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考证：龙师即土正，凤鸟即风正。“正”本乃官职之名，丁山先生认为龙凤用于方向的指代，是以天空之物对应人间司掌方向之官。四方之官，古已有之，在此不再赘述。而且凤其“聚”之形，以及“正”之意，可能还与四中星的说法有关。丁山先生也对此进行了考证，即四方之风可能正是四中星玄鸟。正者，中也，强调其方向的指代，《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正”即是该义。
而笔者认为了解各自区别的关键在于，龙与土的关系。丁山先生也在其书中多提考证到，龙与土地的关系，例如禹即句龙、后土、社的推测。实际上，堪舆学中的“寻龙”以及《阴符经》中所谓的“龙蛇起陆”，最直接的就是指的地上之山脉（前文有提，甲骨文山字本身就是甲骨文土字的延伸）。这有什么联系呢？笔者认为，虽然在地上的人看来，龙和凤都属于天上之物。但是龙和凤在应用上还是存在区别，有两个层次的。也就是说，龙在“地”上，凤在“天”上。所以前面关于“巽”和水书的探讨中也提到了，巽即风，地之门户所在。风为土之生发，《庄子·内篇·齐物论》中就言明，风为地之籁，也就是地之升腾，气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和“天”并不是现今我们所理解的天地。而关于“天地”的内涵，将在第四卷中进一步探讨。
其实纵观甲骨文字对于动物的写法，龙和凤是最为特殊的，巧合的是，这两种今人认为的“动物”都无法在肉眼可见的现实中找到，并且还都与上古神话相关。笔者认为，这说明了龙凤这两种带有倒写“王”的“动物”，同样是本卷所探讨的文字方向性的直接表达，实际上是虚的，或者说可以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象征，也可以说是在人肉眼可见的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甚至说是对其他一些事物和行为的描述。如果非要找其肉眼可见的现实对应，应该按照古人“人法地，地法天”的思维，去天空寻找对应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说具有天象（文）性。
古人其实在刻写甲骨文字之时就已经体现了这种“继天”的思想。尽管可能上古时期的条件较为艰苦，甲骨文字也只能由粗糙的锐器刻于骨片之上，但是古人依然能够工整地将甲骨文字排列好，自上而下。第一，最初和大多的甲骨文字都是以卜辞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求神问天的记录，而且卜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即是天干地支这些古人创造出来用于表现时间、空间的词语。这些都说明了文字书写最初的用途便是与天、神、占卜这些事物紧密相关；第二，甲骨文字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正是表达了古人对于天的崇拜。由天至地，是对于人“继天”、“法天”的一种体现。至今，道符，甚至民间习俗对联等依旧是遵循着这一书写习惯。
而刘宗迪先生其实已经对于“龙”与天象的对应关系有过探讨。宗迪先生对于华夏文化中龙崇拜的探讨过程，笔者深为赞同，特别是其言：
“在着手从古代文献记载中稽考龙的真相之前，首先必须立稳脚跟，明确宗旨，准确把握龙崇拜的实质，才不至于迷失于文献错综复杂的头绪之中。”¹⁵⁸
笔者认为，宗迪先生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对于“龙”考证的实质即天象，更深一层也可以说是“计时”。
不过宗迪先生认为“龙”的最初之指为四象中苍龙所属的星宿，特别是其中的心宿。而笔者认为，四象之苍龙也并非“龙之源”，其源应当追溯到北斗七星甚至是北极星。而倒写的“王”正揭示了龙和凤的这一个重要关联——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伏羲。也就是说，龙、凤的更深一层含义隐藏在了伏羲以及相关的事物北极星、北斗七星等天象当中，苍龙之象不过是这些事物的延伸，并非本源。而笔者认为或许《阴符经》也给出了答案：“火生于木”。心宿，大火也。木者，既是苍龙，亦是伏羲也。
叶舒宪先生在论及艺术史以及“麒麟”之时就提到：
“艺术史需要借助于神话学，重新还原产生史前艺术的那种精神古层，而不是一味滥用现代理性的逻辑分析法。……比如中国文化中的想象动物麒麟，用现代动物解剖学去分析它，无疑于缘木求鱼。改用艺术想象去体认它的存在，它就活在从《春秋》到当代动漫游戏的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全程之中。……”¹⁵⁹所以推而广之，笔者更认为，包括“龙”、“凤”在内的华夏文化中那些至今觉得疑惑甚至荒谬的神话以及大量的相关事务和“神”、“人物”、“神奇动物”等，都可以遵循其天象和时空的本质去探寻，因为这些正是上古神话所描述的核心内容，正是这些神奇事物所产生的原始基础。
¹⁵⁰引自李零著《待兔轩文存·说文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P3
¹⁵¹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89
¹⁵²引自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P307
¹⁵³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¹⁵⁴引自闻一多著《闻一多全集·03卷·神话篇·诗经篇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159
¹⁵⁵引自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祭典分论·田即日神甲合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33
¹⁵⁶刘宗迪：教授，山东即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齐鲁青年学者，担任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¹⁵⁷详见刘宗迪著《失落的天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P145
¹⁵⁸引自刘宗迪著《失落的天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P202
¹⁵⁹引自叶舒宪著《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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