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到东汉初年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统治者们在不断探索者国家的统治政策，以达到更好地统治国家的目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自秦朝秦始皇开始，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一方面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度，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制度的基础。该制度保证了国家的和平稳定，给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但是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权利几乎全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决策的失利等极易导致统治者的昏庸和暴政。于是有记载“伐无道，诛暴秦”和“天下苦秦久矣”等对秦朝统治的控诉。反观汉朝，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同时由于新政权建立还不稳定的原因，国家处于民生凋敝的状态。西汉的统治者吸收“黄老思想”，施行“休养生息”政策，该政策符合西汉王朝的社会现状，有利于凋敝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对安定和发展社会发挥着巨大作用。当然也存在着弊端，过分宽松的政治环境，导致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致使匈奴的入侵，这也是汉武帝时期攻打匈奴的伊始。
另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秦到东汉初年统治者也在循序渐进地探索着。秦朝时期，为了避免西周后诸侯割据威胁中央，开创了郡县制。郡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郡县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封制，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现代的行政区划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在西汉建国之初，刘邦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始皇不分封子弟以藩辅，致有“孤立之败”；因此，在“汉承秦制”承袭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他对地方的行政制度，采用了“郡国并行制”，增强了各国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主动性。但郡国并行制助长了诸侯国壮大，使诸侯国势力不断膨胀，威胁皇权。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将土地分给子弟，分封子弟为侯，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巩固了皇权。
可见统治者在不断探索，尝试，发展和完善着各个政策的不足。
从经济方面来看，秦始皇有着巨大贡献。他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秦半两钱的使用，促进了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后世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铁官营的提出，解决了汉武帝中期的财政危机，为长年征战匈奴提供了经济基础。
从文化思想方面来看，自秦朝到东汉初年对于政治的指导思想一直在改变。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思想就逐渐在秦国生根发芽。在战国那个波诡云谲的战争年代，只有法家才能有效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富国强兵，最终实现统一。然而，秦统一中国后，将这一地方性政策迅速推至全国，法家思想原来没有显示出的自身的问题和不成熟被放大了，而统治者又没有适时调整，逐渐使秦国走向了覆灭的边缘。到了西汉时期，人们经历了秦朝的严刑峻法，法家思想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国家，民众也因为遭受苛政的压迫需缓解和休养生息，于是汉初采用了道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黄老之学”中的“无为而治”进行休养生息，调整国家。但是长时间以后，过于宽松的社会环境，致使官员百姓随意性突出，不利于统治。于是乎，汉武帝为了推行他的大一统，选择了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遵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另外，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如其中的君权神授等，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思想，所以被大力推崇，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正统思想。而这一切都是这期间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尝试。
总之，在秦到东汉初年这一历史阶段，统治者都在为了更好的建立统一政权的国家而努力着。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国家统治政策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紧跟时代潮流，顺应历史，才能让朝代历久弥新。另外，要符合本国国情，根据时下的社会环境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才能使国家发展更加繁荣。而至于我们个人，要学会变通，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得到进步，这样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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