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早在2016年6月止，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其美国和英国用户每月观看时长就已超越YouTube。
比如，在美国，TikTok用户每月观看时间超过24小时，而YouTube用户观看时间为22小时40分钟；在英国，差异更为明显，TikTok用户每月观看时长近26小时，而YouTube上则不到16小时。
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具体而言，TikTok视频时长约15秒到3分钟，这种短视频正好满足了时下的特点“足够快”，能让普通人在短时间内保持关注度；而YouTube视频时长大多超过10分钟，让人们很难保持专注地看完整条视频。
因此，《流行之道：在潮流中把握真实世界》一书告诉我们——字节跳动用了3个制胜法宝，让TikTok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一，抓准了短视频的奥妙之处：以“快、准、狠”的方式吸引人们极短的注意力，让人们花费最少的时间，能够获取某些特定的信息，此法宝称之为“以多取胜”。
其二，利用了强大的人工智能管策引擎：为普通用户打造个性化体验。
其三，培养用户成为创作者：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最小的努力做出好看的内容，有机会成为名符其实的“网红”。
本书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致力于文化、技术和政治交点中发现有趣的东西，著有《网络为王》《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等作品。
作者指出，本书虽以“流行之道”命名，但并非只为揭示某种单一的流行秘密。
因为，流行从无完整或完美的公式可遵循；但流行背后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即关于“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以及流行背后的文化所带来的变化。
而书中所谓的“金科玉律”，正好道明了一个真相——用户常常会陷入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他们一方面喜欢新东西、新想法；另一方面又害怕过于新奇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偏好和习惯的事物。
换言之，人们总是期待从相对新奇的情况中，看到熟悉的、舒适的东西，“流行”便因此呈现出“半混沌”的状态；而这，就是“流行”锁定了“熟悉的惊喜”之成功诀窍。
但真正的流行，远非如此简单。
一、正确理解流行
如今，“流行”一词常常与病毒的隐喻联系在一起。
就如互联网与病毒的流行一样，可以共享一个形容词；且二者均满足了流行爆发所需要的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传染性足够的病原体。
二是不同人群之间要进行大量的互动。
三是在大量的互动之后，会产生足够多的易感人群，即达到临界量。
不难看出，流行必须要在一个门槛上跃过临界量，然后从小众的偏好变成大众的流行，且为多数人皆知。
可见其核心理论，其实就是人们所创作的“伟大内容”，会被认可、分享，就如“病毒”一般传播。
但现实的流行，并非如此。
网络营销者常说“口碑营销威力无敌”；但在一个“病毒式”的流行浪潮中，有些影响者或组织基于其背后拥有大量的关注者，他们往往都是通过大量的老式“广播”，以促成流行的目的。
这表明，内容是否流行，关键在于广播的规模——不是一百万对一的模式，而是几个一对一百万的模式。
不得不说，内容或许为王，但传播才是真正的法宝。
比如，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或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如无有效途径来触达人心，它们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价值。
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引爆点”理论，则说明其坚信观念、产品、信息和行为等方式，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流行开来。
但“文化模因到科技扩散”，并非基于一个人感染其他人这样的指数传播，而是仰赖于在现有社会网络上“搭便车”的方式。
譬如，Facebook最初的“病毒式传播”，并不是设计一个人人都可以与其他五人分享的产品，而是巧妙地利用现有网络，将已经存在的哈佛网络予以数字化，然后再扩大到常春藤盟校的网络……
同理，我们天天使用的微信，它能巧妙地实现用户互动、形成大规模流行，也非出于产品的设计。
虽然，用户的交互便利，本就是微信的卖点；但微信能够大行其道，其实就是源于在推广之初采取了“搭便车”的策略，即通过ＱＱ或手机号注册，以此进行真实的人际关系网筛选，以此产生黏性。
由此可见，在某些热门商品或事物面前，人们选择的并非仅仅是产品或事物本身，而是流行本身。
二、“网红商业”是未来商业生态的重要变量
纵观人类漫长的观看史，短视频暂时“独领风骚”。
然而，直播、虚拟现实（ＶＲ）等更为生动逼真的视觉媒介，也将是这一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3年，拉兹洛·莫霍利就提醒过：掌握摄影的知识与掌握字母一样重要；未来的文盲既是对笔也是对镜头无知的人。
如今，这条箴言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比如，近年大行其道的“网红”，就是借助图片、视频等方式栖身于社交网络，并由此获得知名度，与普通用户之间形成“30度角”关系，即抬头可见的亲切感；这与传统名人“90度角”的仰视关系相比，亲近感不言而喻。
正因网红的亲近感属性，为他们带来了独特的商业价值，也因此催生出了商业化的ＭＣＮ机构，旨在为网红打造电商、广告、直播打赏以及知识付费等多种商业化路径。
以往，名人可以带来多重价值，但网红的指向却更为直接：消费价值胜过一切。
所以，网红的实质目的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影响他人形成购买习惯或其他可量化的商业行为；以此产生“微名人”效应，让大量购买者依靠其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特蕾莎·森夫特将“微名人”定义为从事新型在线表演的人，他们使用网络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和社交网站等平台，来提高自己的受欢迎程度。
实际上，在营销领域里，任何能够影响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人，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商业资源；而这种影响力，大多源自网红与消费者的互动。
换言之，社交媒体用户大多认为，“网红”比起广告商或付费代言人更像是自己的亲密好友，他们所产生的内容，也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分享方式呈现；网红由此具备了非常强的真实感。
这种真实感，正好是一般商业模式里的“稀缺品”。
简单来说，网红经济为一般的商业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粉丝不仅可以与网红直接互动，还可以变现转化、直接付款。
由此可知，社交媒体让个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不难想象，一个网红账号可以面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进行多媒体信息传播。
另外，庞大的粉丝群体与网红之间，还存在长期“关注“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信息传播并非一次性，而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能力，只需通过合适的手段就能实现商业变现；而这些，正是许多网红团队和MCN公司所做的事。
譬如，此前红遍各大洲的“李子柒”，正好诠释了这种网红商业的现象
因此，“网红”商业虽为新生概念，但其展现的活力与模式，尤其是网红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积累的社交资源，将会成为未来商业生态中，最为重要的变量。
三、流行之道该有的反思
在当下这个时代，信息泛滥到“信息生产与接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交流与信息之间也是如此。
这使得信息时代的特征越来越突显——从不同的来源产生了大量数据，而数据的整合则导致了“数据洪流”的现象，使得分发平台数量激增。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知识鸿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
一为多变性：由于互联网巨大的信息潜力、扩散和使用，这就导致知识鸿沟无论是扩大还是缩小，都会成为新的争论话题。
二为娱乐性：互联网上虽有许多提供新闻和公共事务信息的网站和应用，但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内容，它们对减少知识鸿沟难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为信息素养：人们一旦陷入信息的匮乏中，就不得不依赖他人来获取信息知识，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信息焦虑症。
这些审视足以说明，我们在得到更多信息的同时，也应具备“识别有意义的想法、排除错误信号”的辨别能力。
也就是说，如何更好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在乎自身的决策能力。
英国哲学家托比·奥尔德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标准，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行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世界。”
毋庸置疑，这种人类的“存在风险”一旦爆发，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钢铁侠马斯克也曾多次指出，人类正在朝着某种威胁文明的方式前行，故而将此担忧付诸于行动，如其正在进行的”太空旅行“、“火星移民计划”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被所谓的“快速变化的技术”蒙蔽了双眼。
如今的世界，屏幕到处都是，它们是分散人类注意力的最佳工具，这些工具有效地阻碍了人类观察周围的视线。
因此，我们不要把“快速变化”理解为技术核心的本质；否则一旦误导，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整个社会群体，都将被甩下“高速奔驰的列车”。
四、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远高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比如，1870年-1970年，经济革命席卷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这个独特的世纪中，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尤其是在“大跨跃”时期，劳动生产率在短短22年间翻了一番；这些皆是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增长引擎和创新发明层出不穷的结果。
但是，《流行之道》则告诉我们，如今的经济学家正困惑于一个现象：身处新时代，却找不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证据。
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早在2015年就提到：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证据，表明技术具有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另一方面，过去12年的生产率统计数据令人沮丧。
不难发现，我们所处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仅限于信息和通信领域，对整体经济增长率贡献影响小、时间短。
对此，我们会否感到意外？
但这就是事实，就如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所说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
只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计算机时代的经济史，即可发现端倪。
在越来越多“技术”决定生活的时代，判断力和道德行为变得越来越稀缺；而真正的解决之道，一定是回归“人”这个核心元素；即让技术适应人，而非人被迫适应技术。
这些，就是流行中的“真实世界”。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流行模式”，始终要保持的就是独立思考和把握 “真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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