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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科举体制中宋学（道学）和汉学（朴学）之间竞争性的紧张关系，在各个地区都有显现， 18 、 19 世纪的清廷也试图调和两种学术倾向之间的矛盾。
他们自身已经着手对本土的天文学学术遗产进行重新评估，并成功地将由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科学的可取之处吸收进了自身的天文历法研究中。
北宋时，考试的社会风尚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侵入了医学、司法、财政和军事领域。比如沈括（ 1031—1095 ）的书中就曾记录，皇祐朝（ 1049—1054 ）的考生参加科考时要写一篇关于天文仪器的文章。然而考生们关于浑仪的文章大部分令人费解，而考官也对这一问题知之甚少，于是所有的考生都以优等通过这场考试。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对于明代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来说，天文学的策问题是在预期范围之内的。
当三统历采用黄钟日法八十一之后，每个朔望月的长度变成了 29.53 日。积日数则要从 143727 年前的历元开始计算，所以其月长常数 29.53086 日与现代值 29.53059 日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误差，这等于每 310 年就会产生 1 天的误差，这种误差天长日久积累下来就变得足以为人们所察觉
元代的历法体系使用了更为精准的十进制的常数，并且选择 1279 年 12 月的至日而不是一个遥远的上古年份作为历元。如果没有之前错误的数据源，对系统的修正也就没有必要了。
岁差是一个常数，用以补偿回归年或“太阳”年（太阳在黄道上两次通过同一个点所用的时间，如两次冬至之间的时间）与恒星年（太阳两次与同一恒星相对于天赤道对齐所用的时间）之间的微小时差。在功能上（也仅限功能上），岁差（ the Annual Difference ）就是西方天文学中的分点进动（ 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 ）。它第一次出现在元代的历法体系中，因为元人引入了球面三角进行计算，因而必须处理沿赤道的运动和沿天宫黄道的运动之间的误差。
晚期帝制中国里音乐的地位和功能，与皇权统治是分不开的。在正史中，关于音乐的数理协律总是与历法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象征了同样的自然法则。
考生准确地指出考官在考题中所引述的话出自朱熹之口：“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不在于宫，而在于黄钟。”朱熹准确地意识到，认识古代律吕体系的关键，在于制作量度精确的黄钟，因为只有这样，后人才能找到象征性的基础音高
三分损益法，就是以一套数学公式来计算律律相生的连续性音高，其音高比例就是在 4∶3 或 2∶3 之间交替，大体等于在一个整数上增加或是减去 1/3 。这套律律相生的算法，在前一个音律的基础上交替乘以 2/3 和 4/3 ，以求得下一个音律。用这种算法，黄钟律管所推导出的第七律（蕤宾）就是九寸长，而基础律的长度就是三寸九分，即最开始的基准数。因此，策论最后总结道，司马迁笔下黄钟九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只有蕤宾这一律是以这种算法推导出来的。
1715 年，康熙帝禁止外界公众研习天文和历学，因为这两者都关乎清廷的王朝合法性。其实早在 1713 年，康熙帝就下令乡试、会试考官不得在考试中考问学生有关天文、律吕和算学的策问题（“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注书，尔等考试官断不可以此注书出题”）。康熙帝将天文、历法的重任委派给了耶稣会士，而清代的考官和考生则被禁止阅读有关天文、历法的自然科学的最新著作。清廷明文禁止对自然科学的阅读研究，这与前者禁止在公共讨论中谈及占卜术和吉凶异象的做法如出一辙。
当我们检视明、清两代科举中的策问和策论的性质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史学知识与经学研究在地位权重上此消彼长的变化是真实存在的。
总的来说， 1516 年浙江省乡试和 1594 年福建省乡试的策论，在主旨精神上高度契合。考生们都站在道德著史角度，批评了司马迁及其纪传体史著。纪传体的史学书写在风格和语言上都有尚佳表现，但纪传体的史学家们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史家缺乏道德化的视角，所以历史事件在他们那里变得了无意义。虽然两篇策论相隔 78 年，但他们都将道德化的史学视为回应考官策问的重中之重。两篇策论一致认为，在孔子之后只有朱熹才重新洞悉了王朝兴衰中“正统”的核心地位。
到清代中叶和清末时期，早先科场对于道学化史学的关注逐渐消退，道德化的历史研究变得不再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班固重新成为史家典范，他们的书作为两汉最优秀的史著，也成了清人效法的对象。清代的汉学学者强调，汉代的经学远超当时已饱受质疑的宋明理学，而 18 、 19 世纪汉学方面的历史学者，也将司马迁和班固视作典范型的史家，而不是之前明人所看重的朱熹
《尚书》今古文之争可以被看作清代考证学思潮在各个学术领域蔓延的代表性案例，许多考证学者都认为《尚书》中的古文部分并非上古圣王的著作，而是 3 世纪时期的汉人伪造的。此学术论争成了清代汉学学者中的一宗公案，但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体系仍然会用《古文尚书》中的“人心、道心”来考查学生是否掌握正统宋学的相关知识。
《尚书》今古文之争无疑是经学研究、皇权合法性，乃至公共政策等多重议题汇聚之所在，政治保守势力与宋学支持者们对于传统经典的维护，反映了他们在明、清两代皇权正统性问题上的文化凝聚力。汉学对正统的《古文尚书》的怀疑，无疑威胁到了明初以来就确立的科举考试课程所一直珍视的道学共识。许多人拒绝接受考据家们对于经典文本的学术发现。
或许很多人认为，这类考证观点只局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学术共同体一直都以志在复兴汉学的前沿研究学者为主，他们惯用考证学的方法从事经学、史学研究。但其实正相反，由于科举考试是在全帝国疆域内举行的，被任命为科举考官的文士又多来自江浙一带，他们非常熟悉这些学术新知，因此也将这一地区经学家们的最新研究发现推广到全国。
有证据表明，哪怕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科举考试体系依然是清廷进行政治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制度。但科举本身在考试内容和思想风尚上，已然经历了一次缓慢而又重要的内部嬗变。
科举制虽然在 1850 年前早已备受批评，但大部分中国文士认为相比于察举制等其他替代性措施，科举依然是国家选才取士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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