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新约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出自马太福音第22章15-22节：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
当时犹太人是亡国的民族，倘若耶稣回答“该给凯撒纳税”，法利赛人便可攻击他是罗马人的奸细、是卖国贼；倘若他回答“不该给凯撒纳税”，又会被统治者视为煽动反叛、大逆不道。耶稣的回答则巧妙地规避了这一两难处境：印着凯撒头像的罗马钱币是接受罗马统治、也享受罗马基建设施的犹太人应该交给“凯撒”的，但在此之外，犹太人有权利信奉自己的神，自己的上帝。这是政权所无法也不应干涉的。所以想要陷害耶稣的法利赛人才无话可说。
而之所以《两个故宫的离合》让我想到这个故事，正是由于“两个故宫”面临着同样的“上帝与凯撒”困境：从文化角度来说，两个故宫本是同根生；但由于政治因素，两个故宫不仅不能合而为一，甚至连联合展出的机会都极为少有。那么，可否将政治因素从文化事件中排出，让“上帝的归上帝”呢？
这要从两个故宫的形成讲起。
大家固然都知道，之所以会存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面临全线败退的命运时，携带到台湾去了一批文物，并组建成一个“故宫博物院”。但似乎并没有人有过疑问：为什么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危机时刻，军舰不用于作战、不用于运送更实用的物资，反而用于护送一批（实际上共计三批）不能吃不能喝、没有多大意义的文物呢？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理由：为了统治的正统性。实际上，运送文物的行动在1948年底就已开始，并且本来计划分为七批，足见不是当时领导的一时兴起。而文物的作用，就在于体现国民党的正统领导地位。作者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均有收藏文物字画的专门设施机构，来证明文物自古以来就是最高统治者正统性的象征。这个逻辑确实说得通，因为对于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人来说，改朝换代的革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而对中国人而言，当“逆贼”登上大宝，他们的心里也不是全无惶恐。这时除了善待前朝遗老、组织人力物力开始修史，另一件能做的事就是收集文物了——春秋时期有楚庄王问鼎之轻重，大唐盛世有唐太祖以《兰亭集序》陪葬，所为不外乎欲彰显自身正统。可见文化从来和政治分不开。“中华”，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中”是地理位置，“华”则是文明优越感。为了称“中”称“华”，必得有足以傲视“蛮夷”的文化。文化的具象是文物，由此我们完成了文物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跨越。
而台北故宫情况又是特殊：首先台北本无故宫，行政组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使用的建筑是“中山博物院”，这批文物与它们本来的藏地离散了。其次台湾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小岛、边缘地带，以至于《马关条约》中清廷将其割让给了日本，这固然是国力衰弱的不得已，然而也反映了台湾似乎是可以被牺牲的；而故宫文物以其固有的中原地区厚重文化而舶来台湾，对台湾的本省文化实际上有很强的压迫感和冲击力。这就意味着台北故宫的存在不仅是大陆与台湾两岸的博弈，更是象征“外来精英”的国民党与象征台湾本土的民进党之间的博弈。民进党执政期间，不仅修建“故宫南院”的决议得以通过，故宫院长也试图将其变为“亚洲的美术馆”，而非仅仅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当政权回到国民党手里时，故宫的定位如同钟摆一样又回到原地。
台北故宫的命运、两岸故宫的离合，都证明了现阶段“凯撒”还是在牢牢牵制着“上帝”。事实上就我悲观的看法而言，我也觉得政治的因素无论何时都会对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但我同时也觉得，这不是说文化人就要因此而愤世嫉俗。正如同历史的绝对真相无法还原、但历史学家绝不可因此而放弃追寻真相一样，上帝的神父们固然无法将凯撒从教堂里赶走，但起码站在圣坛上的他们，应该让信徒有片刻时光不必考虑纳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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