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柳枝，刘禹锡

竹枝、柳枝，刘禹锡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了玄都观。这里，刘禹锡写下了三首诗。

第一首，《玄都观桃花》。这是他自贞元元年（公元805年）被贬朗州，十年后召回长安，于唐宪宗时期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所写，这首诗给他带来了14年的贬斥。

大和二年三月，（公元828年），刘禹锡回到长安，再度来到玄都观，在这里写下了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写这首诗前，他先写了一个小序，简短总结了这二十四年前后的遭遇，最后一句是“以俟后游”，耐人寻味。

晚年的刘禹锡，任太子宾客分司，是个闲职，但对于一生遭贬的他来说，能在人生的最后重近帝都，已经是个好结局了。再游玄都观，此时，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玄都观被一层厚雪覆盖，入眼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刘禹锡写下第三首，《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见忆》。这一首诗中，最后一联“玄都留五字，使之步虚声”写出了刘禹锡这个时候的心态。人生已佚，夫复何求呢？

一而再地结缘于玄都观，可见刘禹锡的倔强和较真，以及文人特有的冲动与天真。政治，波谲云诡，人心及人性不可揣测，不是一首或几首诗就可以被打动感化的。此天真派代表人物前有孟浩然，后有李煜、柳永、苏轼，因所写诗词被牵连，不得录用，获罪，或性命不保。

诗人的才华，盛世是一种点缀，是领导层的需要，怡情养性尚可，触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及高难度的治国理世，就被甩出几条街去。刘禹锡即使有“诗豪”之称，也不例外。能臣与诗人，哪个身份更适合他？他们不是个例，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一个阶层，以一己之身，汇聚成河，吟唱着人生与社会的长短厚薄以及悲喜和挣扎。他们有天真高傲的一面，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也有屡挫屡战不轻易屈服的一面。读他们的诗，会有一种代入感，苦其所苦，悲其所悲。感人事之艰难，痛社会之动荡，叹人生之浩渺。也有欢快的，如对于山河风景，民风民俗以及朋友之间珍贵友谊的歌唱。

尽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始终是积极的、乐观的，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人生何易，谁不都是连滚带爬，一身泥，一身水地度过。遭遇堪怜，却不是自暴自弃的借口。所以他又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秋季是个伤感的季节，诗人多哀婉幽怨之音，他便不，他就要说秋日胜春朝。在《秋词》中，他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不是为博眼球与叫好声而做，这是他对自己的激励之声，这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

在咏史诗中，他的风格依旧。无论是《乌衣巷》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石头城》的“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更有《西塞山怀古》的“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情调虽悲，却感慨深沉，语浅而味不俗，古今对比，字字珠玑，耐人寻味。

在写景诗里，《望洞庭》、《春词》、《赏牡丹》仍然好句频出。然而，这些并不是他对古诗词的最大贡献。他的贡献，再于把巴渝古调竹枝词和七言绝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歌通过古诗进行推广并升华，在唐人绝句中释放出了别样的风情。

对于民歌的喜爱，刘禹锡似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学习民歌体做诗，所写有川江一带民俗风情的《踏歌词》。晚年时，他与白居易唱和，用民歌曲调创作的《杨柳枝词》。这些作品即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又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且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如果说《竹枝词》和《杨柳枝词》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清人王士祯有“《竹枝》泛咏风土，《柳枝》专咏杨柳，此其异也。”仔细比较，确是如此。只是，相比于“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胜有晴”，“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这一句又如何呢？细品之后，似乎后者更雅致一些，这也是《杨柳枝词》完全脱胎于民歌，不同于《竹枝词》的一面。

刘禹锡不但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这在古时的诗人中也并不多见，这和他的斗士精神是分不开的。天地之悠悠，放眼过去和未来，现实社会的一次次打压都不能使他的激情得到消磨，他以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深切地吟咏着，写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生的感悟。这种感悟，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还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的交融。

再读刘禹锡的《陋室铭》，感受其铮铮铁骨下，那热烈的、不曾屈服的心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