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16:33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阿酸
人物：我，本人有限的身份标签决定的，比如女性、留学生、社工实习生；
地点：美国，而且是我所在的美国的一个单一城市；
事件：疫情观察，疫情期间我自己看到的（观）和思考觉察的（察）的有限信息。
3月13日那天本来是普通的一天。
周五，我照常去实习机构上班。那天我们给孩子们开了个会，没有人戴口罩，大家都坐在一起。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疫情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看待疫情，疫情发生以后应该怎么办。我印象深刻的几点是：一，大人们能够相信孩子们的思考能力。他们七嘴八舌但有条不紊，举手发言，每人都有表达的机会，也有被别人反驳的可能。二，大人们需要及时干预孩子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老师们向孩子们强调，他们关于疫情的任何信息，应该听CDC的，而不是“我大舅”“他二舅妈”，孩子们笑成一团。
那天我们听说市政府在开会，讨论要不要关闭学校。本来上午我去上班，还只是听说，到了下午4点多，政府传来消息：从周一开始关闭公共学校。这么一来，我们实习机构就要关张了。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为城市南区的孩子们提供课外活动，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公共学校的学生。学生不用上学，他们就不用来我们这儿，员工也就不用上班了。
可是孩子们不上学，不也可以照样来参加课外活动吗？问题是，他们没有交通工具了。我们机构的司机会在放学时间准时去几个合作的公共学校接孩子们放学，直接接到机构参加活动，放学后孩子们有的自己回家，有的家长接送。可是他们不上学以后，大家的家庭住址千差万别，东拼西凑我们也接不来人。尤其是疫情期间，就算能接来我们也不敢冒险让孩子们聚众参加活动。
那天下班以后，我直接去了实习机构对面的大超市。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过去三十多年来都是“食物荒漠”（food desert)，意思是居民没有大型超市获取食物。住在这里的多是低收入人群，他们只能去普通的小卖部——有些价格很高，有些食品供应单一。或者去遥远的其他超市——有些地方坐公交很麻烦，有些人买不起车过去。本地为什么没有超市呢？大多是资本原因——这儿的人购买力低，办超市赚不到钱。总之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去年才有了第一所大超市。
超市里人挤人，许多食品架已经空了，但是员工们还在源源不断地供货上架，所以没有太大短缺。印象最深刻的是鸡肉类都卖光了，牛肉类也少了很多，我最后买了猪肉，5磅猪肉不到9美金，家里三个人一人一盒。还有纸巾——真的搞不懂大家为什么抢纸巾，但是纸巾还有货，大家排在正在上货的员工背后等着拿纸巾。
我刚进超市时没有戴口罩，过了一阵子觉得不太好，掏出口罩戴上了。戴上口罩以后我意识到了各种异样——有人多看了我几眼，有人把衣服领子拉高盖住嘴巴，也有人毫不在意。但是当时戴口罩还是少数，而且大家对于戴不戴口罩很有异议，我也害怕被误解攻击，心里格外敏感。后来我听说我的室友戴口罩去逛超市，被人恶意当面咳嗽。总之，亚裔+口罩，那段时间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误解应该是到了顶峰，同时我也收获了许多同学朋友的关怀和安慰。
我买了一车食品就打车回家了，哼哧哼哧运上楼，此后几个月再也没有出过门。
我们在家里呆了半个月后，不敢出门，又需要买杂货，就选了一个线上送货网站送货到家。我们运货的人到了楼下，我们去接货，一看，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看到那个小朋友我就愣了。不到10岁，是我实习机构的孩子的年纪。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脸盲，非裔美国小男孩，大家的发型都差不多，穿着都是休闲风，连看人的眼神都差不多。我盯着小朋友看了好久，觉得他眼熟，像我的孩子（my kid，我们做社工的都这么说，我们的老师还称之为my baby，更可爱）。但是怕认错人，我又不敢叫他。这件事让我一直很遗憾，后来同学说：别想了，反正社工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在外面不能主动联系来访者，哪怕认出来了，根据伦理要求我们也不能主动打招呼。既然孩子没有认出我（当然也有可能他本来就不认识我），那就算了。
后来几次线上订货，来送货的都是非裔。为此我也很纠结，感受到了资本的奴役——我们因为害怕病毒感染窝在家里，缺钱的无产阶级却得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我用资本换来安心。当然也是个两难的悖论——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宁愿多赚些钱。我们家门口的餐厅都打出标语希望大家能点外卖支持他们的生意，据朋友圈听说的消息，我们楼下的餐厅点餐附赠餐厅老板的全家福和感谢信。
3月底以后我们开始放春假，冬季学期（1月至3月）就突兀地结束了，那时候我们的最后一门课都没能面对面上成，教会的最后一次面对面聚会也因为疫情风险没去成。春季学期（4月至6月）忽而将至。
春季学期开始学一些实践课程，比如认知行为疗法和精神分析疗法，但是不能面对面上，一直没有太多实践。我们的实习项目也因为伦理原因，不能直接和孩子们见面，我一直在做一些行政性的，或者设计课程类的自我策划-实践-消化一条龙的工作。有时候想到孩子们，谁能知道那时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对话呢？
3月是女性历史纪念月，这是我出的最后一次板报
3月13日放学那天，大家嘻嘻哈哈地在门口等家长。我问他们不用上学开心吗？一个孩子说太开心了！我问那你准备在家干点啥？他说我要在家天天打游戏！Oh no，我想，已经两个月了，宝贝你可别再打游戏了。
自我封闭的生活里，只能看到不断增长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还有窗外的天。那段时间我有在网上参与一个志愿翻译活动，后来因为各样原因一两个月就被迫结束。也有在社交网络上就亚裔的身份发声，得到许多师友的安慰。主业是上课，但是注意力不够集中。副业是我的研究员助理工作——我还有工作，还能赚钱，真是比大多数人幸运太多了！
有限的面对面社交变得十分珍贵——我们在疫情之前设计了班服，两位同学来送给我。我们在家门口见面，连拥抱都不敢上前，只简单拍了照片，发到班群，已经足够引起大家的羡慕和怀念。
好朋友Isobel毕业，我们线上为她开了毕业典礼。Zoey给我们开了几次线上爬梯，对着手机小小的屏幕玩你画我猜也能不亦乐乎。我和同班两个朋友固定一起看电影，两周一次。还有一次Lydia来找我交换食物，她给我刚做的煎饼，我给她新捏的芋圆，我们在家门口的公园逛了两圈。我们家猫咪曾经的奶妈同学栗子要毕业了，在家里吃了一次火锅。两个室友是仅有的亲密社交对象，我们看了几次电影，在家天天做运动，也冒险出门散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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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弗洛伊德事件带来的后续活动愈演愈烈，那天听说为了纪念逝者大家都穿黑衣服，我们仨穿着黑衣黑裤黑鞋，甚至戴着黑口罩出门。过红绿灯的时候因为赶时间，步子迈得大了一点，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一位女士。她很温柔地低声说：“你们照顾好自己（Take care of yourself）。”我条件反射道谢，还感慨疫情之中不失人性互相关怀的光辉，随后才意识到：她是不是误会了我们是前线的成员，正要去运动的路上？
疫情夹杂着随之引起的大家对于种族、社会问题的重新思考，社工学院被推到了前线。那段时间同学们积极搜集各类资料互相扶持，也积极表达观点支持社会公义。我们也诚实地自白和互相安慰：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非裔同学想去前线，但是ta害怕，又因为害怕为耻。我们一直关心ta的安全，也安慰ta，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可能容易引起大家争议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弗洛伊德事件的后续影响，社工学院最后一节课取消了，除了精神分析课程早早结课交卷，其他两门课都取消了期末作业。老师说，比起纸上谈兵，写下那些对我们没多大帮助的作业，我们更应该去做自己最想做的实践活动；比起期末的课程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我们需要减少压力源，也应该关怀自己的心理健康。
没有了课程压力，我还是呆在家里，没有上前线，也有自己的思考。为此我发觉了许多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privilege）和共情缺失。以前我们课上讨论种族讨论到了烦人的地步，动不动就是黑白对立、吵架，我总是忍不住抱怨。现在看来老生常谈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大家现在看黑人以为已经彻底解放、独立，但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不过五十余年前的事情，民权运动距今仅经历了短短的一代人。白人还在享受奴隶主的赃物，黑人还没有积累自己的老钱（old money）。
中文揶揄black lives matter，说他们是“黑命贵”，但这个运动的本意不在于凸显单一的种族特权。就像女权运动，反对者说要改名为平权运动——我觉得吧，意思是没错，但是我偏不。狗屁的平权，连女权都不能说了，连“女”字都刺痛你的眼了？看不见女性就当做女性问题不存在，要求改名只是男权的安慰。还有对于“中华田园女权”的嘲笑，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或者“说法”？）：问谁最讨厌黑人暴力？答案是黑人。谁最讨厌田园女权？我也烦。
扯远了，本来要讲疫情的。
桌游《瘟疫危机（pandemic）》在亚马逊销量暴涨
我一直在线上逛超市，直到上两周，朋友Yixi拔牙，还全麻，需要我帮忙去买东西、拿药。那天我就出门了两次：上午去超市，我们遇到一个男人，穿着有些破破烂烂。他叫住我们，介绍自己无家可归，想要钱。我像平时一样搪塞过去，说我没有现金。想了想又问他，你要食物吗？我刚买了东西。他摇摇头，我要钱。我们说，我们没钱，但是可以给你食物，你要不要？他摇摇头，转身走了。
下午去超市，我遇到一个女人。她极有礼貌地叫住我，介绍自己的名字，说因为疫情原因她失业了，没有工作。我注意到她身上的衣服也有破洞，但是她尽量打扮得精致得体。她问我能不能给她提供一份工作，她不要钱，只要工作，“我什么都能做，我可以刷漆……”她迫切地介绍自己。我很抱歉，我说我只是学生，我也没有工作（其实我有兼职）。我努力地想了想，说你可以去社区服务中心问问他们，他们有职业发展部门可以帮你找工作。一轮套话说完，我回家路上不断反思自己：其实我说的话啥用没有，也没有告诉她哪里是社区服务中心，也没有说哪里有资源。我当下想到了学生们自己整理的一个各项资源表格，但是我平时没有打开那个表格看过，不知道具体信息，等到该用上的时候就帮不上忙。
再过一阵子，就是盛夏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戴着各式各样自制的布口罩，但是距离也越来越近。湖边天天有人聚会，唱歌、游泳。我见到有人铺了桌子，叫上好友在聚餐，其中有一个老奶奶戴了纸质的生日皇冠。“生日快乐！”我经过时大喊了一声。“谢谢！”他们异口同声地快乐地回应。
疫情看起来对大家没有多大影响，暗涌向社工展现。疫情以来，家暴事件增长，家庭矛盾、个人的抑郁和焦虑也在增加。我上个实习机构每年都有给孩子们举办夏令营，长长的暑假能组织大家学点东西，但是今年因为不能聚众只能作罢。这个学年的实习机构刚开完第一次会议，说我们许多来访者已经失联了，因为一些社会功能障碍的朋友呆在家里，减少了社会的刺激就不再需要帮助。还有线上的设置本身就给许多需要帮助的人群带来了阻碍。
我想到我的心理咨询师，我最后一次见她是3月10日。后来她因为没有参加线上咨询培训，被认定不满足伦理规范要求，不能再接待来访者。那么她为什么不参加线上咨询培训呢？因为那个培训是线下的，所有心理咨询师聚众在一起培训，她害怕不敢去，就此没了资格。不怪她，怪拍脑袋做决定的管理层。之前一个学姐联系我，希望给他们提供戴口罩能够隔绝病毒的资料，他们好拿回去给管理层看。管理层不让他们戴口罩接待来访者，怕让来访者害怕。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政府终于承认戴口罩有用。
最后一次心理咨询的回家路上看到《花木兰》即将于3月27日上映的海报，后来电影全球撤档
今天我出门了。经过一个小诊所，门外的女士等着入内，门内的男士走出来给她测体温，测完嘻嘻哈哈地说：瞧瞧你还在呼吸看起来没事！
疫情还没结束，但是大家都慢慢开心起来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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