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1984年三联版《后记》
目的:对于文化发展的关切和时代的需要。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先生在诗论的抗战序里这样提到:
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它的短处在,凌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先生认为“诗是人生世相之上建立的“另一宇宙”这是一个供人凝神观照的“独立自足的小天地。”也就是王国维所讲的“境界”。再借助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的思想,先生对境界或意境的内在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诗的意境是情趣与意像的融合。”
但是只有意境仍不能成为诗,诗必须将韵蓄于心中的的意境传达于语言文字,使一般人可以听到看到懂得。但先生又就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作诗如说话”认为是“根本原则是错误的”,先生认为,“作诗绝不如说话”,必须重视诗的语言音律和形式技巧。
先生曾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概括道:“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
PS:境界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也是此书的理论核心。即: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成名句。
王国维的阐释是: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是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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