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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精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的责难

面对“精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的责难

作者: 男得壹说 | 来源:发表于2018-03-13 09:56 被阅读223次
    面对“精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的责难

    (一)

    如果盘点2018的关键词,“精日”一定位列其中。

    “精日”,即精神日本人,指那些虽为中国公民,却在精神上将自己视为日本人。年初在南京紫金山穿着日本军服摆造型拍照的两个蠢货即为典型。

    与早年游人在武汉大学身穿和服与樱花合影不同,照片中的两人虽身隔千里,但此番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得当,无论是道具服装还是摄影器材甚至比有些电视剧还有专业,显然是蓄意为之——要知道,一般人拍婚纱照也不见得费如此周章。

    面对“精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的责难

    很快,这一恶劣行径迅速招致举国上下的一片愤怒。“两会”期间,王毅部长在谈到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罕见的放下大国外长的儒雅风度,怒斥其为“中国人的败类”。

    不可否认,两个败类有辱国格的愚蠢行为已经触及了民族尊严的底线,理应遭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但除了遮天蔽日的谩骂和立法惩戒的呼声,我似乎没有听到冷静的分析和公允的判断,没有看到深度的自省和理性的反思。

    相反,所有人都在愤怒,所有人都在责难,所有人都在立场表达中展示独善其身的优越感。但是,“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应当为雪崩负责”,似乎没有人觉得自己也应为这两个同胞的愚蠢行径负责。

    其实,相比起个别民族败类,产生这些败类的精神土壤才是更值得警惕的。

    (二)

    任何现象级问题的出现,谁也不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

    排除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这些人确实患有精神疾病,或者的确太傻太天真,再或者的确有境外组织幕后操纵),这些出格的荒谬举动背后,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卑和人格软弱,是一种由恐惧衍生出的错误崇拜。这显然不能归咎于精日分子自身的局限性。

    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历史教育: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这里传达出两个导向:一是深度反思,二是传递希望。但遗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历史教育几乎全是机械的记忆,这样的教育模式很容易使人囿于历史中的弱者角色,提到日本很容易在心理上形成恐惧。

    而弱者的逻辑是: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恐惧本身——对他们来说,想要不怕鬼,就把自己也变成鬼。

    泛娱乐化的历史呈现也难辞其咎。当目力所及的屏幕上都是徒手撕鬼子、石头打飞机、子弹会拐弯、包子能爆炸,谁还愿意保留对严肃历史的敬畏?

    熊培云先生在《西风东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几年前我问过女儿一个问题:在《喜羊羊与灰太狼》里你最喜欢谁?女儿说喜欢灰太狼。理由是“灰太狼是弱者”。中国的抗日剧就是这样吊诡的。一方面它在强化仇恨,另一方面又在弱化是非。前者让现实囚禁于历史,后者又陷历史于虚无。”

    精日分子之哀在于:只知惧,不知耻;

    吃瓜群众之哀在于:只责备,不自责;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三)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短暂的精日,或者精美、精欧,恐怕谁都难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读研期间,我被安排接待来自东京大学的藤田教授。

    那天北京天气很热,湿度也很高,是个典型的“桑拿天”。我在酒店大堂等他,过了一会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微笑着向我缓步走来,令我诧异是他居然还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要知道这样的天气即使穿一件短袖衬衫这也没什么不得体。

    简单交流后他示意我一起去前台,到了前台后老教授一直用蹩脚的英语向服务员示意,我看了半天才明白,他想要一个信封。看他着急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信要寄,赶忙请前台服务生找出一个信封来递给他。

    接下来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教授从西装内测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用信封包好后,微微鞠躬,用双手递给我。

    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即使是一件小礼物,也要精心包好,双手奉上。

    一位知名教授或许代表不了一个民族,但身边接触过这样的教授也确实不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我还是喜欢东京》,韩建民社长亲自作序推荐。书中用翔实的记录和丰富的图片解答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很多不喜欢日本的人,到了东京后,就喜欢上这座城市呢?

    面对“精日”,不能只有独善其身的责难

    关于日本,书中随手列出一些就很让人吃惊:

    ·仅垃圾分类和处理方式就多达518条。

    ·日本原理:世界通用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微笑。

    ·这是日本人的自豪:民治以来的所有出版物,都能在国会图书馆找到。

    ·日本人人均一年读45本书,为世界之最。

    ·灾害发生时学校就是避难所,因为在这个国家,学校是最坚固的。

    ·信号不变人不动,不动就是对规则的敬畏。

    在这个不再封闭的世界,他者的优点和自我的缺点一样会被放大。

    在这样的语境中,他者的“好”多数来自于自我“不好”的衬托。

    (四)

    梁实秋在散文《排队》中有这样的记述:

    “前门火车站票房前常有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抢先买票的人,就高高举起竹鞭,嗖的一声抽在他背上。挨了一鞭之后,此人便一声不响地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试想今人在车站买票被插队、开车被加塞时,他会不会期待有“高举的竹鞭”?而那些习惯了插队、加塞的人,是不是也在变相地提醒你的同胞成为怀念日据时代的“精日”?更不必说那些荼毒婴儿的奶粉,,愚弄孩子的动画,盘剥病人的药价了,这些乱想背后的人在“精日”面前何来理直气壮的清白? 只有情绪没有反思的“爱国”就是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迎来了150周年校庆,举世盛名,高朋满座,本应是鲜花簇拥,推杯换盏。但麻省理工却选择在自己150岁的周年庆上进行反思: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我更愿意相信,不是这所名校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选择反思,而是习惯性的反思成就了这所名校的百年辉煌。

    同样,我们用来抵抗“精日”的,不能只是独善其身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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