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首相遇刺这事儿，我就想起了三国史上那个《三国演义》没写的重要段子。
说诸葛亮“星落五丈原”以后，蜀汉的“首相”之位，相继被蒋琬、费祎、董允三人接任，此三人又一起与诸葛亮合成“蜀中四相”，可见确实有一定的才能。尤其是这位费祎，确实是博闻强记，相当有才华。官拜蜀国大将军，行宰辅之责。
可是到了公元253年，蜀汉首辅费祎却突然死在了一场宫廷宴会的刺杀当中。
刺杀他的人名叫郭脩，此人是魏国降将，降蜀汉后受刘禅封为左将军。然而郭脩一直不愿成为蜀臣，更想找机会刺杀刘禅，平日利用向刘禅道贺的时机，一边拜贺一边趋前，希望接近刘禅，却总是被其侧近阻隔，难以得手，于是郭脩决定另觅刺杀对象，于是他就盯上了费祎，并最终抓住机会，成功刺杀了他。
几个月后，这个消息传到魏国，三国之中，魏吴、吴蜀之间打打和和。可魏蜀两国却从来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势不两立。
于是魏帝曹芳下诏，对郭脩大加褒扬，追封他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饼，绢千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写书极为简略，就把这事儿记了一下，不知可否。但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对此事大加批判。
裴松之认为，魏国上下对这场蜀国首相遇刺的事件反应，不仅是过度了，而且错的离谱——
那个郭脩真的是什么好人么？如果他真的忠于魏室，那么当初被蜀将俘获的时候，应该力战死节，殉国拒降才对。你既然已经降服了蜀汉，还接受了左将军这样的官爵，那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就该“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你不忠也就算了，还搞“偷袭”，用刺杀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
是的，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裴松之这段论述了，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甭说是邻邦，就真的是敌我之间，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被打破的。比如说不应该对对方首相被恐怖分子刺杀表示过度兴奋。因为敌国虽然可怕，但刺杀者表现出的那种无底线、无规则，其实的更为致命。
汉末三国时代，本来就是个乱世，百姓们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武将们今天投了曹操，明天投了刘备。可是在此之前，一些基本底线还是有的，比如关羽投降曹操后复归刘备，好歹也没砍了曹操的人头给他大哥去当投名状。
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也没有想刺个曹什么的。因为这条底线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如果越过了，大家就都不要玩儿了。
可是越到了三国后期，这种“底线意识”反而越被打破了。
魏国对费祎遇刺一事的反应过度，最大的影响就是向天下宣布，这个自称继承正朔的王朝是不以信义为重的。
果然，不到两年之后魏帝曹芳就被司马师废黜了，又过了几年发生了新帝曹髦当街被臣子刺杀的恶性事件，再然后又是晋代魏统。
而好不容易篡位成功的司马家建立晋朝，号称“史上最弱大一统王朝”，什么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闹得不行。
魏晋国祚无法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时代的行为底线已经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了。人们褒贬事物越发不看道义、不讲底线，而只讲于己有利与否。中国因此跌入了真正无序竞争的沉沉黑夜、分裂、动乱之中，直到数百年后，才好不容易重建秩序、重归一统。
《礼记》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这话是有道理的。甭说是对邻国，哪怕是对真正的敌国。尊重、守住最基本的行为底线，远比干掉对方一个首相重要的多。
规则意识是父辈祖辈传下来的，这个规则就是家规，社会上大家都认同的规则就是道德，比如你从一家组织高管层退出离职，那么职场规则，三年不得干本行，这是一个基本规则。很多从未进入到高层的人，如何可以做靠谱的事。
规则意识是社会交往的行为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基础素质。职业素养是谋生发展与阶层跃迁的重要手段。大到国之兴亡，小到个人的发展(品质)。
成绩是敲门砖
品质是保命的底线
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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