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

“奥斯卡·王尔德在《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一文中，曾经提及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

王尔德生前最后两年在巴黎的时光，已视道德束缚为无物，也因此得以实践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什么事也不做。最后两年，王尔德没有任何著作，更决定从此不再写作。他醉心于发现新的娱乐，体验什么事也不做的乐趣，享受虚掷光阴和苦艾酒带来的愉悦。他甚至说过：“工作，是饮酒阶级的诅咒。”王尔德逃离文学，如同试图摆脱瘟疫般彻底，他将自己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饮酒、踱步，以及绝对纯粹的凝思。

他曾写道：“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言，终日无所事事，是能量的最高贵形式。对那些拥有最高级文化层次的人来说，凝思，就是惟一事关存在的事。”

他还说过：“真正有天资的人，活着便是为了无所事事。”而王尔德正是以这种态度走过人生最后两年时光的。他的挚友弗兰克·哈里斯——哈里斯后来曾替王尔德立传——偶尔会来探望他，但面对王尔德这般消极的态度，哈里斯不免为他感到悲伤，因而每次都会刻意对他说相同的话：“我看你最近什么都没写啊……”

某天下午，王尔德驳斥哈里斯：“勤奋，是一切丑陋的根源，而我并没有全然放弃思考。另外，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随时卖给你一个想法。”

当日下午，王尔德以五十英镑的价格卖给哈里斯一出喜剧的架构与情节，哈里斯没花多久便迅速将这出剧写成并搬上舞台，这出喜剧便是1900年10月25日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的《达文特里夫妇》，而王尔德于一个月后在巴黎阿尔萨斯旅馆的狭小房间内逝世。

王尔德已离死神不远，但他发现自己依旧能借题发挥，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由于这出喜剧大受欢迎与好评，他开始向皇家剧院要求更多版税，甚至持续不断地以各种方法骚扰哈里斯，希望他付出更多代价。例如，王尔德曾去函指责哈里斯：“你不止偷了我的剧，还毁了我的杰作，所以我要求你再多付我五十英镑！”王尔德的这种娱乐行为，直到他在旅馆的破旧房间里孤独死去，方才停止。

王尔德死后，巴黎的一家报社为他写下一段相当贴切的遗言：“当我不知生活为何物时，我便写作；而现在，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这段话贴切地总结了王尔德的一生。他度过生前最后两年的愉快时光，不觉得有必要写作，也不认为应该将自己的写作提升到更高境界。他死前很可能已经体验过所有从前未知的乐趣，发现终日无所事事的意义，同时，更领悟了为何无所事事需要极高的智慧，又为何是世界上最难实现的梦想。

王尔德死后五十年，在他生前放弃文学后经常无忧漫步过的巴黎拉丁区内，在离阿尔萨斯旅馆百米远的墙上，出现了第一个情境主义标语，似乎是为了响应王尔德当初抛弃文学的行为。情境主义，是第一个由社会极端分子公开发起的反抗运动，他们对挡在他们“游荡”人生前的一切都大声喊“不”，主张无根，而王尔德的故事恰好提供了灵感，启发他们追寻欢乐，抛弃沉重的人生目标。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巴托比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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