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上完的时候，我知道家里确实很难再供我继续高中的学业。于是放暑假的时候，我跟住在城郊的大姨卖油条。
那时候，每天傍晚家里吃过晚饭，骑着爸爸的二八自行车，赶十多里路到大姨家住下。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和大姨一起，到县城的油条批发点批发油条。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排队等候。
一根油条批发价1.5毛，售卖2毛，利润是5分钱。我一天批发200根，能赚10块钱。一个暑假下来有500多收入。
夏天天光亮的早，五点左右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路线开始售卖。她们都是如我大姨般的中年妇女，挎着大篮子在城市工地穿梭。彪悍干练，嗓门粗大。
我和她们不同，我沿着回家的方向走遍各个村子，到家九点左右，差不多也卖完了。
很多次都遇到要求赠送的人，有买五根要求送一根的，甚至要求买一根送一根的。我都笑着拒绝了，一根油条赚5分钱，送你一根相当于我四根油条不赚钱，这种情况我宁愿不做你生意。
有一次一大妈拿一块钱买五根油条，笑嘻嘻的说：小伙子我买这么多，送我两根。我客气道：一根油条才赚你5分钱哎，送你两根这单生意我就白做啦。大妈满脸褶子一边露着牙龈笑，一边右手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进篮子里抓了两根就跑，嗖一下蹿屋子里去了。我推着自行车站在原地，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委屈的要掉眼泪。
第二年八月份的时候，我给爸妈在杭州一个厂里找了份工作。表姐表姐夫，还有很多他们的老乡都在。因着这个缘由，我觉得我爸妈虽然没有文化，不会讲普通话，最起码有人在边上帮衬着，不会受欺负。
厂里要人特别急，爸妈家里待了两天，处理了家禽就坐火车走了。
彼时家里还有两条猪和四五亩稻谷。九月开学时，我既要在学校上课，又要照顾上小学的妹妹，还要打理田里地里的菜。
……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村里谣言四起，说我是不孝子，把爸妈赶到外面去，自己和妹妹在家里逍遥快活，吃香喝辣。而理由就是有一天农村赶集，妹妹怀里抱了一个买来的大白菜。后来知道谣言的源头是我妈妈玩的最好的姐妹，我气的咬牙切齿。而谣言的传播者还包括，我大伯，伯母以及那些平日里在我家有吃拿吃有喝拿喝的人。
我夜里辗转难免，很想在村口贴大字报，怒意难消。
还有说我偷菜的。
农村菜地有些是没有田埂围筑的，一畦畦并列着。只消知道自己种的哪些菜就行。那时候已是隆冬，我自己后来也种了一些菜。有一天邻居神神秘秘的附我耳边道：你是不是偷了XX家的菜？
吓？我，偷菜？
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一老太太，临近黄昏老眼昏花，远远看到我在XX家隔壁菜地摘自己的菜，以为在偷XX的菜。
哼，看我倒是看的清楚仔细，是不是偷菜就不知道了？是真的老糊涂了。
第二年三月，爸妈还是受不了外面的生活，回家了。我也就断了学业。村里人又都来我家前门后院的踏，热热闹闹。
从我有记忆起，家里条件一直不太好。爸爸没有一技之长，在那个没有出门谋出路的年代，空有一身蛮力，也讨不到一家老小的吃喝。青黄不接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而因为条件有限，稻田又得不到很好的耕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但即便再困难，每年都会请村里的有耕牛的沈大伯帮我家犁那薄薄的三亩地。而欠下的耕田费有时候就拖得久一点。偶尔也会叫爸爸帮他家干点农活，以债抵债。
那次，爸爸前天答应了另一个人干活。结果第二天一早，沈大伯咚咚咚敲门，叫我爸帮他家干活，我爸难为的推辞，说明天帮他，今天确实答应了别人在先，不好放人家鸽子。沈大伯立马跳将起来破口大骂，骂的极其难听，骂完不过瘾还准备动手砸东西。隔壁邻居在旁边好言相劝，也没能将沈大伯的怒气平息下来。
我早早出社会讨生活，慢慢长大，了解了一些人情世故。我早就不再怨恨他们，但他们也将我对故里的深厚情谊渐渐消磨。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已经入土，偶尔路遇其它人，比如我伯父伯母，我依然会颔首招呼。他们也许记得，也许老的已经忘记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伤害我的事，在他们的子女无忧无虑的年纪，我背负着他们带给我的羞辱与不堪。
而如今，我年少时对他们仅有的记忆只剩下这些，连带着对于故乡，我也觉不出过多的情感。
所以我对于农村还是城市的自然属性，没有太过鲜明的分割。
有时候在火车上，看着同一车站上车的我的老乡，背着大大小小的行囊，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想，如果换做是我的爸爸妈妈，该有多心疼。可当他们一旦高谈阔论，唾液横飞的时候，我很难再将这种情绪延续。
就像我故乡的那些农人朋友，他们可以是背后戳你骨头，恨你有笑你无的那些人；也可以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拉你一把的那些人。
正是这些人，真实又矛盾的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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