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曾国藩家书,有时候会怀疑这个“纸上完人”是不是有点假,比如这封:
此时已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对待自己女儿似乎太不近人情,对于女儿不幸福的婚姻,一味强调忍耐顺受,还让儿子去给女儿做工作,摆出一堆大道理,自己的形象倒是完美了,可怜了堂堂的总督千金,婚姻一个比一个惨。要是放现在,别说是这么大的官(相当于一人兼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上海五省书记,再加战时东部战区司令员),就是一个普通爹,也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恐怕不是什么好的家风家教,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时时刻刻维护着他的道义。
当然,这位忠诚的卫道士,从他信仰的道义里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并让这套快被淘汰的东西像吃了药一样回光返照了,这个药引子是战争,药方是打赢它,赢了也就成就了曾某的三不朽。
在这个卫道士的领导下,这场战争能够打赢有几个特点。
第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重要部分是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斗争。打什么旗,喊什么口号,师出何名,是统帅必须考虑的。太平天国打肃清满虏,驱逐清妖的旗号,曾某就打维护孔孟之道,并以此号召广大文人书生,“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大量的举人、秀才,成为湘军主要的人才来源。这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只用封建礼教武装头脑的队伍,打败了另一只用宗教武装头脑的队伍。冯友兰说,曾国藩攻下南京,没有继续打到北京,不是实力不实力,是根本就没有那种打下去的思想。
第二,书生为将农夫当兵的军队组织模式是当时八旗、绿营正规部队已经完全腐化不堪,不得已的产物,从只能应付土匪协助维护治安的团练,发展成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军事武装,这和曾国藩的治军能力分不开的。从管理体制、人员培养、激励机制上,都有可借鉴的东西,特别是用人,从皓首穷经、专工翰墨的秀才里挑将军,太考验水平了,挑出的人有三种结果,一种是真能打的,比如李续宾、彭玉麟,打到赢或打到死,一种是一直当师爷,还有一种是自由自在干革命,打到一半,不想干了,不殉国也不叛国,回去耕读著书当陶渊明去了,比如李元度。
第三,可能从洋人的角度看,在落后的中国,湘军和太平军打,就是两个农民打王八拳比武,一个差的怎样打败一个更差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是分不开,尤其是这样一场历时十余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战争,没有战略是不行。湘军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太平军,这对战略谋划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最起码比太平军在失误方面少多了。
曾某的战略很明确,把对手分为窃贼和流贼,“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等之由浙而闽、而江、而湖南、而广西,流贼之象也”
“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其老巢。”
所以不管李秀成再怎么在江浙折腾,咸丰再怎么催,就是死死围住安庆,坚决从西向东顺江而下,剪出天京周边枝叶。当然东线战场上,左宗棠(浙江巡抚),李鸿章(江苏巡抚)两位及时登台表演,也为曾的西线减轻了不少压力。
反观太平军,战略失误太多,天京陷落忠王被杀,外面还有几十万的部队,典型的“将死,车马炮惧在”的窝囊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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