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时代周刊评选出了那一年的亚洲英雄——“如果说中国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
那一年，周星驰拍了《功夫》，第二年上映。在部分影迷眼里，这是周星驰的巅峰之作，从下一部《长江七号》开始，星爷开始走下坡路。
同一年，香港和大陆签订了著名的 CEPA 以及据此推出的《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管理的实施细则》，合拍片时代正式开启。
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香港观众通过周星驰，确认了自己的香港人身份；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的大陆学生、年轻人群体通过周星驰，嘲讽了传统的崇高、审美和威权，也集体自嘲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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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观众来说，回归已经几年，金融风暴和 SARS 也纷纷渡劫了，政治立场开始明确分化。对身份暧昧的迷茫，以及确定身份的追寻，这个母题在 2003 年被一部《无间道》探讨得淋漓尽致，后无来者。
大于大陆观众，千禧年之后波澜壮阔的十几年，社会的整体主题是财富积累和阶级跃升，是股市到房产到互联网的造福浪潮。《长江七号》、《西游降魔》、《美人鱼》和现在的《新喜剧之王》，实际上都保有星爷早年作品里体现的，无尽的善良，打不死，不畏强权，对爱情的尊重。
但这些已经无法再击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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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受过星爷滋润的年轻人，基本都开始还房贷了。能够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是沈腾必须要一个月内花光的 10 个亿，是穿越二三十年前倾尽家产买房或者尽早成名。
开心麻花常常让观众在电影里一夜暴富，过一把瘾；
徐峥让城市人群的中年焦虑和中年危机找到一个出口；
宁浩能把一部电影，拍给两类人看，家庭观众看到的是一部合家欢喜剧的电影，文艺观众看到的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表达、刺激到压抑的反讽喜剧。
不同观众对喜剧的不同需求，已经被不同创作者，用他们各自的方法论承载了。而这些都是周星驰做不了的东西。
做不做得了都另说了，这些不是他想做的东西。
星爷在电影里，最不愿意当做玩笑讲的，就是爱情。而在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上，沈腾曾经和张柏芝再现过《喜剧之王》里最经典的段落，张柏芝回头对沈腾幽幽地说了那句“不上班你养我啊？”
沈腾接了一句，“想得美”，全场瞬间爆笑。
我们有沈腾这个长在笑点上的男人，还有那么多更能把握新时代命脉的喜剧创作者，星爷那一套自然很难让今天的我们再惊喜。于是最近几部他的电影出来，都会有人奔着情怀去看，但看完出电影院就打低分，今年甚至有一股论调，“现在开始周星驰欠我一张电影片”。
但美人迟暮不是美人的问题，是时间。用“江郎才尽”或者“炒冷饭”这样的词语去评价周星驰，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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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写周星驰，常常引用他当年上柴静节目的访谈，但在我看来他面对大陆媒体最真诚的一次采访是前几年上的两期《锵锵三人行》。上面窦文涛和梁文道问他，听说你导戏总是要自己演一遍，再让演员跟着演？
周星驰笑笑，说，是的，但其实大家都是专业演员，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我到处去示范，其实主要是搞搞气氛，让大家开心一点，在片场，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做事。
“在片场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很难想象这是那个只为了要一个最好的镜头，会让黄一飞头爆 8 个道具啤酒瓶几乎被打晕的周星驰，说出来的话。听着像不像“做人呢，最紧要就系开心”。
星爷再过 3 年 60 了，再过上五年，都到了拿老人津贴的岁数了。拍电影，可不就是最重要开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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