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个长辈，有次来北京看病，我去车站接她，下了车直接进了地铁。地铁人潮汹涌，逼仄的空间令人局促。我们没有座位，站在边上。长辈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坐地铁，拘谨而紧张，连目光都很小心。
没过几站，车箱里出现了一对乞讨者，前面是一位老妇，后面领着个年轻的盲人，看上去像是她的孩子，老人手里攥着几张钱，逢人便点头，嘴里说好人一生平安，边说，手边伸了过去。年轻的盲人嘴里唱着跑调的歌，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妇人的后面。
这样的场景，地铁里并不鲜见，我与大部分人一样，要么摇摇头，要么当做没看见。
手伸到了长辈那里，她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块钱，塞在了老妇人的手里。我没有制止，她却主动和我说了话：“见到这样的，不帮下心里总是过不去，一块两块的对我也没啥，兴许对她们有用。”
“地铁里这样的人很多，如果你常在北京坐地铁，就知道了。”我没有接她的话，也不知该支持还是劝阻。她的话已经给出了她的理由，我不必再多说。
看完病走的那天，照例是坐地铁。巧的是，快到北京站的时候，我们又遇见了那个妇人，这一次，他身后换成一个孩子，孩子一只手臂畸形，弯曲到自然生长无法达到的程度，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另一只手老实地被妇人牵在手里。
老妇嘴里照旧念着好人一生平安，只是这回多了一句：帮帮孩子。
看到这一幕，长辈的脸上有些难以捉摸，她转过头望着车厢外，窗外黑洞洞的，偶尔有一丝光亮从车窗前一闪而过。车窗上她的轮廓模糊不清。
直到她上车，我们再也没有聊起地铁里那个乞讨的老妇人。
回来的地铁上，又碰了不同的乞讨者。我仍然没做反应。我不是坏人，对这个世界心怀善意，可是看到这样一幕，心底却升起厌意，这也许源于一种对交换的认知。我接受的教育里，人都要付出劳动换取收获，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必受人鄙夷。另一方面，我的世界观里，同情心不应用来交换，善良更不能明码标价。
电影《老炮儿》里，六爷在天桥下看到一个孩子跪在那里求助，他给了她200元钱，嘴上说了句：你要是骗子，六爷也认！长辈与六爷类似，在掏出钱的那一刻，心里无非想着：真的最好，要是假的，也认了。
中国人有一句万灵的安慰剂：这是命，你得认。一个人活得不如意，就爱说这是自己的命，看到别人光鲜的生活，又会问，我命咋就不如他呢？发现了吗，信命的人一般命都不太好。看到命不好的人，总想帮一把。做不了命好的人，总得做个好人吧。
人是复杂的，好人与坏人并不足以形容任何人。什么是好人？简单讲，做了好事就是好人，可是有些人做了坏事，却可能会帮助到一些人，有些人好心，却办了坏事。
做好人，其实很个人主义。人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选择，不爱受世情左右。尤其是在做好事上，一旦相信了是好事，就失去了判断，沉浸在自我设定的好人好事里。
人又很吝啬，看到别人花钱做好事，就会鄙视，觉得钱能买到的，不够真心，可是不花钱，又做不好好事。怎么办？那就算一笔好事的经济账，花少得钱，做自己认为对的好事。几块钱，十几块钱就做了一件好事，真值！
另一项成本是，有人帮你做好事，只要你动动手指就行。这么轻易的事，何乐不为？由此，判断力，逻辑性，做事的原则，都失掉了，人性的弱点全暴露了出来。
除非认命，人是不容易上当的。但有两种情况，一是占了便宜，二是觉得做了好事。高明的骗子能合二为一，不管你认不认，大部分都会上当。
说了这么多，都是因为那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网络上，传谣的成本极低，做自以为好事的成本也低，将两者混在一起，很容易。可这事又不完全是假的，利用与被利用者各取所需，真真假假，用利益绑架道德，把灵魂交给上帝，换回来金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一根羽毛足矣。
那些捐款人知道真相会愤怒，可是之后呢，无非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你是骗子，我也认”，抑或，用金额衡量下自己的爱心值多少钱。等有了钱，再也不说自己命不好，只会说，我要多奉献些爱心，捐他一万。
抛掉三观与道德标准，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营销，很像一个广告学上的案例：一个盲人乞丐，在他的牌子上写着：我是盲人，我很饿。路人匆匆，无人行善。不知道是谁把他的牌子转了过来，写上了：这个世界很美，我却看不见。终于，他不再挨饿了。
不管这个盲人是不是真得饿了，总之，他已经有足够的钱去买自己想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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