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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阮氏除了封赠军职予华南海盗头目之外，并不能在财政上或政治上完全约束他们，他们一面收阮氏的钱，为阮氏卖命，一面在华南海域以劫掠商船及村民为生。这些海盗投靠阮氏，得到一港口作为基地，因而能够往返游弋于海南岛与安南之间的东京湾。
嘉庆四年（ 1799），阮氏集团覆灭，华南海盗在北部湾（位于东京湾北部）的基地江平也被捣毁。翌年（ 1800），广东省官员奏报，谓越来越多的海盗接受招安，须安置上岸。
19世纪的防卫联盟，符合两广总督的利益，因此之故，也就符合县衙门的利益。十八九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朝廷要全力对付的，是川楚白莲教叛乱，相比之下，广东的海盗劫掠，简直就像在敲边鼓。尽管朝廷开始向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施压，要求他们解决日益严重的海盗问题，但同时朝廷又不断把粮饷从广东抽调内地，以便加强官兵力量，镇压白莲教。
正如孔飞力（ Phlip Kuhn）研究 19世纪团练时指出，朝廷在团练协助下扑灭白莲教叛乱的经验，使朝廷对于团练的长期后果疑虑重重。根据朝廷的政策，甚至根据清仁宗自己的圣旨，防卫事务是八旗驻防部队的职责，而八旗驻防部队的粮饷是早有章程制度的。但是，要组织团练，就得另开饷源，地方衙门究竟因此要承担多少财政开支，谁也说不准。而且，平定乱事之后，解散团练，往往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以团练防卫地方，始终没有成为政策。
饷源充裕、武备精良、又被视为合法的地方保安力量，在广州北郊的山区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沙田地区的富裕地主才有这个能耐。一向以来，任何能够得到官方支持的地方力量，都通过开发沙田而获得充裕的饷源。
英法联军既然占领了广州城，权力的重心就自然转移到乡村，也就是说，转移到由宗族主导的乡村防卫联盟。
不久之后，向丝绸市场征税，就因“厘金”之名而合理化了。所谓“厘金”，一般是指向国内的货物征收过路费。早于咸丰六年（ 1856），就有人建议抽取厘金，支援官兵，在长江下游与太平军作战。
我们必须明白，明伦堂在东莞当地，既有财，又有势。根据明伦堂光绪十四年（ 1888）的一份报告，明伦堂在沙田的总租金收入达四万两。我们并没有 19世纪 60年代期间的相应数字以资比较，但估计，当时明伦堂的租金收入也是极为丰厚的。
新会县江门镇，属东北局管辖，多年以来，主持该镇大局的，是管理六座庙宇的士绅。流经江门镇、直通新会县城的河道上，原本有火炮设防，咸丰四年（ 1854），当县衙门的差役打算拆除这些火炮时，就是这群江门士绅起而反对。至于潮莲、荷塘、外海三区，也多年来组建防卫联盟，维护属下沙田的治安。
清朝官员都很清楚，地方军事化的代价，是朝廷无法如常征收地税。有关证据是混乱的。官府一方面努力恢复土地登记，但处处遭遇困难，尽管税则广为人知，但官府对于已登记的土地，并不是划一征税，真正的地税，往往更取决于登记土地的多少以及衙门差役开征的各种杂费。因此，地方势力一旦壮大，就和地方衙门讨价还价，要求重订各种杂费的标准，
郭嵩焘当然是支持征收厘金的，因为要应付朝廷的经费要求，舍此以外，别无他法。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从土地税转移到厘金这样的商业税，对于晚清各方面制度的变化，有重大意义。
国家机器改变征税制度、向商贸行会打主意的结果，不仅使商人与国家产生矛盾，也因为与国家打交道而强化了行会的内部组织。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明清两朝政府，越来越无法依靠惩罚手段来统治天下，而要靠颁赠功名来统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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