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阎连科的这本《我与父辈》,文笔细腻。日常的农村生活,朴实的对话却蕴含深意。
让我想到了另一位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由于崔永元的关系,更多放大镜放到了刘震云的私人生活上,比如他也从小想离开农村,也参过军,也参加了高考,据说高考还作弊了,考上了北大。两相比较起来,《我与父辈》就显得真实和真诚了。
在看到作者的作品因为上了央视,家人和家乡人为之高兴,但因为自己的作品风格问题被社会质疑时,家人和家乡人也开始质疑了。最后家乡的县长从开始说他是全县最受欢迎的人,到最后说他是全县最不受欢迎的人。一直到六十岁时,作者的哥哥才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才似乎得到谅解。我没有看过作者的其他作品,猜想应该是社会批判类,或者反应家乡丑陋面的反思作品。作家的使命就是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真实,只有虚伪,读者是不会买账的。
写自己家乡的作者很多,莫言也写过。想到了2016年的电影作品《杰出公民 》El ciudadano ilustre,主人公写自己的家乡,最后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家乡镇长为了振兴家乡经济,封他为杰出公民,请他去领奖。所有人都反对他,但他还是去了。随着剧情的推动,曾经的朋友和同乡终于无法掩饰对他的愤怒。这种愤怒是多方面的,有被出卖写进小说的痛苦,有羡慕可以发达的嫉妒,更多的是无法原谅的背叛。如同本文的大伯说,百年后要作者带城里媳妇回来。
城乡的文化差别始终是本书的一个命题。本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展示了一个方面。比如四叔这样的“一头沉”现象。父亲都是固执的,也许就是这封固执成就了父亲。父亲带病干活,大伯四处折腾,四叔一头沉,这代人都在坚持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生存的勇气,这份坚持维持了家庭,让子女生存和成长。为子女盖房子,成家立业创造基础。质胜文则野。固执也让他们老年沉迷赌博,喝酒,吹牛,变成那个令人讨厌的“老头子”。
作者深深地内疚,自己没有尽到孝道。躲在城市里,陶醉在文学梦里,却忘记了在农村的这些长辈。文胜质则史,变成那个虚伪的“文化人”。
在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里作者描述梁漱溟因为父亲的自杀,一直无法释怀。一生都在为自己对父亲生前的叛逆而救赎。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人生态度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变。晚年从事乡村运动,实际上就是复活父亲的某些理想,而这与自己青年时候的革命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他的父亲重视传统,也欢迎新学。但一会从事革命,一会一心修佛的儿子令他坐立不安,虽然最后的自杀行为是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的严肃选择。
作者记住了父亲要他要强和吃饭的朴实教诲,也没有忘记大伯,四叔等家乡人给他的精神力量。他试图在总结什么,希望可以一代代传下去。也许是固执,也许是孝,也许只是吃饭。但他依旧没有一点回去的意思了。
如他父亲那样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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