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20天《明法解 第六十七》第一部分

《管子》学习第220天《明法解 第六十七》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字词注释

[1]术数：权谋策略。

[2]蔽：遮蔽，压制。

[3]塞：阻塞，阻碍。

[4]职：常。这里指孤寡老幼皆有正常的生活和生计。

[5]竟：通“境”。指国家。

[6]明：盛，强。

[7]县：通“悬”。确立，建立。劝：鼓励，激励。

[8]牧：统治，管辖。

[9]行理：遵循规范，行道践理。

[10]擅：专擅，掌控。

[11]使：假使，表假设。

[12]专：专有，把持。

[13]专：擅自。

译文参考

      明智的君主，掌握权术谋略而不可欺瞒，详明法度禁令而不可侵犯，明察上下职责而不容错乱。因此群臣不敢徇私舞弊，贵臣不能遮蔽贱者，近臣不能阻碍疏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日常生计，国内尊卑分明而无互相僭越。这就叫治理得当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治理得当的国家，就是君道强明。”

      明确法度，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扰朝廷君主的。因此法度废弃而私术盛行，君主就陷于孤立而无依靠，臣下就会勾结而形成朋党。这会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就叫混乱的国家。因此《明法》篇说：“所谓乱国，就是臣术占上风。”

      明君在尊崇的地位，有绝对统治的权势，群臣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瞒君主，并不是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威势；百姓之所以争相为君主所役使，也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必须要服从役使的民众；处在绝对尊崇的地位，来控制必须要服从的臣子。故而令行禁止，形成君主尊崇臣下卑弱的局面。因此《明法》篇说：“尊君卑臣，不是靠亲情关系，是靠权势来取胜。”

      明君治国，确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从君主处得到利益，因此君主能役使他们；立刑罚来震慑人民，人民就对君主有所畏惧，因此君主能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不能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不能震慑人民。故而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因为爱戴君主，只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遵守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戴君主，是想爱惜爵禄而躲避刑罚。因此《明法》篇说：“百官遵守职责，不是因为恩惠，是刑罚的威慑。”

      所谓君主，能独操生杀大权，处于威势地位，掌控令行禁止的权柄从而驾驭群臣，这才是为君之道。所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职，做好分内之事，这就是为臣之道。因此君行臣道就会出现混乱，臣行君道就会出现危局。因此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源。因此《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就会发生混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畏惧而谨慎地侍奉君主，是因为要想要求生而厌恶死亡。假使人们都不想要求生，都不厌恶死亡，那就不能控制了。生杀的权柄把持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的。故而治理国家不依据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旁落于群臣，这就是依附于人的君主。因此君主擅自把威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擅自把法令制度大权送给别人，就一定有动乱亡国的灾祸。这些情况都是亡国之君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擅自授权就会失国。”

核心内容解读

      此篇是对于《明法》篇的详细解读，进一步细致论述了治国所要依靠的种种权数谋略。《明法》篇强调以法治国的意义，《明法解》的作者所持政治观点明显与韩非子关于“术”的论述相近。如何防止大臣窃取君主权力，干扰法度成为焦点问题。

          本文作者和韩非一样主张“法”、

“术”、“势”的兼用，但是比较重视“术数”方面，还特别提出了“分职”。《明法解篇》开头就强调了明君治国的几个关键原则。这些原则旨在确保国家的治理有序、公正，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术数与不可欺”，这里的“术数”指的是治国的方法和策略。明君必须精通这些方法和策略，以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同时，明君还必须保持透明和公正，不被任何形式的欺骗所蒙蔽。这要求君主具备高度的智慧和洞察力，能够识别和防范各种潜在的欺诈行为。“法禁与不可犯”，明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基石，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不仅要求法律本身要公正合理，还要求执法者严格依法行事，不偏不倚。“分职与不可乱”，明君必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各部门各司其职，不相互干扰和越权。这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同时，明确的职责分工也有助于防止权力的集中和滥用。“群臣不敢行其私”，明君的治理还必须确保群臣不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要求君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官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官员廉洁奉公，不徇私舞弊。“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明君还必须确保权力的公平分配，防止权贵阶层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和排斥。这要求君主关注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明君的治理还必须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支持。这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正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最后，明君的治理必须确保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能够清晰地划分职责和权限，不相互逾越和干扰。这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与之相反，所谓乱国就是臣术占上风。“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即法律的废弛和个人行为的放纵会导致君主孤立无援，而臣子们则会结党营私，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混乱。

        除了君主和臣子个人的术之外，君臣之道中“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群臣就不敢为非和不敢欺主，“以畏主之威势也”。“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

        本篇内容中体现了法家思想中的“势”、“术”、“法”三者结合的治理理念。明君通过掌握“势”（即威势）来控制群臣，通过“法”（即法令）来管理百姓。这种治理方式强调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和法律的严格执行，是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可以说是君本主义的极致。统治者要想安安稳稳地治理天下，就要掌握好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力量。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四）

礼法时代：汉至清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三代之法，法在礼中，礼外无法。自周公兴事造功，制礼作乐，驯致太平开始，西周逐渐形成“礼法”制度和“礼法”文化。

      “礼法”作为秉承天道人情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正义法的属性，统率各种国家法律形式、地方法规和家族规范；同时也是具体法、有效法、实施中的法。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道德规范的作用，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功能。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内。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古代法律体系的原生状态。

        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周公所创制的礼法，为孔子和儒家所继承发扬。荀子曾云：“故学也者，礼法也。”“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谭嗣同尝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其“学”之本，实在“礼法”，史上首提“礼法”作为“礼乐政刑”治国方式的统称之人，正是荀子。可以说，儒家所开创的“礼法”是为后世设范立制。其对礼的重视和构建，不仅立足于追求“为政以德”“得乎丘民”的政治合法性，也立足于“为国以礼”的统治秩序和“非礼无法”“出礼入刑”的法律强制。

      春秋时代，诸侯纷争，礼坏乐崩。进入战国，“法”“刑”“律”“宪”“令”等法律形式登上舞台，礼与法、礼与刑开始分离，这种趋势在秦代达到高峰。然而这种高峰，付出了“孤独”的代价。

        司马迁曾云：“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这种“孤独”之治，实际是礼被抛弃的“孤独”，是法的“孤独”，也是礼的“孤独”。后人对秦朝法制建设的总体评价就是“弃礼任法”“纯任法治”，即抛弃了传统的礼，只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虽然“精细”但却严苛，虽然“精准”但失“精益”。以今日之语言之，就是只重视法制建设，而忽略道德建设。任何时代，法律如果离开道德滋养，其运行、适用和实施必定是一场“孤独”之旅而出现“孤独”之苦，也会给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孤独”之痛。

秦朝“孤独”的“垂法而治”，背离了“礼”的要求。其迅速灭亡，促成汉朝人对法制问题的反思。贾谊在《新语·无为》中云：“事愈繁，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秦法之专制，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只能以义务本位为选择，当这种义务越多，责任越重，就会沦落为束缚民众手脚的“治道”，甚至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之道。对此，贾谊“发愤而增叹”云：“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在礼刑时代，父子间的孝道，受到礼的维护。到了法律时代，礼崩乐坏，孝道被抛弃在法律之外，成为纯粹的道德。

        韩非曾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对君王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家里恰恰是暴逆的不孝子；对父母孝顺的儿子，对国家而言恰恰是背叛君王的叛臣，将忠、孝两种价值观完全对立。秦朝法制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不提倡孝道，所以才有贾谊所忧心的“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这种家庭成员间的“分财而居”“反唇相讥”所造成的隔膜，不仅是感情的生疏、伦理的断裂，更是日常行为与道德观念的脱钩。正因为家庭内部的亲情淡薄，所以秦朝强制告奸的法律制度才得以有效推行，父亲犯罪，儿子告发；丈夫犯罪，妻子告发。《法律答问》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丈夫犯罪，妻子在官府还没发现前告发，就不会被没收为官奴婢，而且随妻子陪嫁的丫鬟、嫁妆也不没收。反之，若妻子隐匿不告，就与丈夫同罪。父子、夫妻间，本是用亲情来“合父子之亲”“明夫妇之情”的，法律却强隔其亲、横断其情。秦朝这种违反人性、情理和规律的法律规定，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但用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来看，其即“恶法”。司马谈云：“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法家不辨亲疏贵贱，任何事情都一概用法律来解决，亲属间的亲情、上下级间的恩情，也无须构建和维系。由此建立起来的法律，虽有速效之功，但终非长治久安之大计。

        秦亡的深刻教训，使得汉朝人不得不在理论上认真思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实践中探索法律与礼法的转化，在秦人“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中重拾先秦的礼治之道，礼制的益己之术。可以说，汉思秦弊，标志着中国法制第二阶段：法律时代的结束。

        汉承秦制，萧何制定《九章律》源自秦律，刑罚未中。如董仲舒所论，秦之“遗毒余烈，至今未灭”。经过六十多年的摸索，西汉承百王之弊而拨乱反正，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䄠，礼百神，绍周后”。在法制建设上，确立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原则，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法制指导思想。董仲舒也因“稽古礼文”之功，“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前被抛弃的礼大量进入法律，礼与法不断融合，也就是道德与法律不断结合，形成一套新的法律体系（如图2-3所示），中国法律的历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礼法时代。

        礼法时代的形成大致经历四个历史时期：一是两汉的引礼入法期。把以前被抛弃的礼引入法律，开始“法礼足礼”，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运动。如果说夏商周三代道德与法律的混同，是自发形成的；那么汉代道德与法律的结合，则是通过历史选择之后自觉形成的。二是魏晋南北朝隋的礼法结合期，更多的礼涌入法律当中，并逐步制度化、典章化。三是唐代的礼法合一期。大量的礼转化成法律，或编撰有专门礼典，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礼与法达到高度统一，也就是道德与法律合二为一。四是宋元明清的礼法延续期。基本沿袭礼法传统，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只有适当的增减。所以中国传统社会被称作礼法社会，和这一治理模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礼法时代礼法融合的表现和成果，就是礼法体系的正式确立。礼法体系是自汉迄清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形态，最主要的特征是视礼为国家立法、司法、执法的基本原则，以礼统法，以礼帅律，“礼”和“法（刑）”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因此，礼法体系中“礼”与“法”的关系，不是“礼”与“法”、“礼”与“刑”、“礼”与“律”简单相加，而是礼中有法、纳法于礼。“律令”生自“礼法”，合于“礼法”，“礼法”统摄“律令”。律、令、科、比、格、式、例等，莫不唯“礼法”是从，莫不匡之以“礼法”。在这种交融、渗透中，形成了三方面的“法”：一是礼典、礼制规则本身所蕴含并为律令所维护的“法”；二是引礼入律、入令等法律形式所形成的“法”；三是与礼同源，合于礼义、礼制，得到国家律令认可、维护，行用于民间的“法”。这三方面虽言之为“法”，实是礼法融合之产物，皆为礼法之法，皆是礼法的载体，且各自独立构成体系：第一方面的“法”，可称之为礼典体系；第二方面的“法”，可称之为律（令）典和会典体系；第三方面的“法”，可称之为民间法律规则体系。这三个子体系自汉开始创建，不断发展和完善，共同构成了礼法体系，也成就了中华法系。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龙大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