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候布哲对诗学之根的哲学考察

漏候布哲对诗学之根的哲学考察

              王明贵 

导读诗：

根本须抓住：阴阳相对应。

样样相对应，件件分阴阳，

阴与阳相配，才有万物生。

文字是这样，诗歌也如此，

既相互对应，故相反相成。

有了主根后，主干便出现；

有了主干呢，然后有枝叶；

枝叶既繁茂，好花朵朵开；

花开花又落，乃能结好果；

果实累累后，才能叫丰收。

民间诗根深，便于民众记，

好在民间传，诗歌属于民。

       《谈诗说文》署名为漏侯布哲所作，漏侯布哲为哪个时期的人，尚无确切的考证，但就《谈诗说文》中提到举奢哲等前辈诗学家的情况来看，他所生活的年代显然比举奢哲等的时期要往后，多数人认为应为明、清时期的著作。《谈诗说文》为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收入了漏侯布哲等著，前述四人翻译整理的《论彝族诗歌》中由贵州民族出版社于1990年正式出版。

        在《谈诗说文》中，漏侯布哲首先从讨论文根、字根、古根、历史根等切入，引出他的这部诗学论著“既要讲文论，又要讲诗律”的特色和目标。他的整部论著既有对前辈诗学家的理论的很好的继承，也有他自己的诗学见解，在继承中发展和丰富了彝族诗学理论，对彝族文艺理论有着积极的贡献。

        对于根、主、骨等传统诗学理论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漏侯布哲认为，“讲起古时事，事事都有根。”因此在讨论文字、诗歌、历史、故事等等的时候，自然都要从根本上抓起。抓根本要从抓主骨、主脑等入手：“诗要有主骨，诗要有主脑；主脑和主骨，要在诗中出。主脑和主根，主干和主骨，都要紧相连，谁也不能分。诗骨劲而精，更要有主脑；有了主脑后，骨力更强劲。”他的这些论述与前辈诗学家们关于主、骨、主脑等等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根，漏侯布哲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说：“各种诗与文，你若要写好，必须抓根本；要点几十条，条条不能松。凡诗之根本，说来几十种，让我来细陈：一要抓主干，二要抓主根，主根和主干，两者不能分。如你写的诗，你只写出主，没有写主根，那么你所写，你写的诗文，无根光有干，干从何处生？因为主――主就是主干，根就是主根；主根桩桩在，主干乃可生；主根和主干，两者不能分。有了主根后，主干便出现；有了主干呢，然后有枝叶；枝叶既繁茂，好花朵朵开；花开花又落，乃能结好果；果实累累后，才能叫丰收。”他灵活地运用了“树化诗论”的类比方法，形象地论述了主、主根、主干等的关系以及主、主根、主干与其它方面的紧密联系。然而，根的含义是复杂而又多重的，这在其他诗学家的理论和漏侯布哲的诗学理论中都有论述。但漏侯布哲对于根的诗学概念范畴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写诗的原初的“根本”在于阴阳相对应而相生成。他说：“我说的‘根本’，根本须抓住：阴阳相对应。”这个对应既是音韵格律上的对应，也是古代彝族哲学思想中的万物分为阴阳雌雄的思想中的阴阳对应：“一样对一样，一种生一种；一样连一样，一种扣一种。在这其间呀，就象阴和阳，有阴没有阳，阴就无发展，难于世上存。如果没有阴，世间只有阳，那么世间呀，世间的阳类，也将同样的，不会有发展。全都是如此，样样相对应，件件分阴阳，阴与阳相配，才有万物生。文字是这样，诗歌也如此，既相互对应，故相反相成。”如果进一步细化，“诗中只有男，歌中只有女，男为主来写，则以女相对，男女都爱诵。”漏侯布哲是第一个将彝族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雌雄观引入诗学理论中来的诗学家，因此他在诗论中所提出的“阴阳”说与此前的诗学家们所指的音韵的阴阳说不是一回事。阴阳相配，雌雄相交，男女相合，万物才能够生成，这就是最原本的事物之根，当然探寻诗歌的根本也要由此入手才能找到最原初的根本了。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无情，一切不生，

生生不灭，由情不灭。鸟之鸣春，虫之鸣秋。草木生意，动而为芽，

梓能连枝，花解并蒂，草木无知，人情有知。人而无情，草木羞之。

情能死之，情能生之。行不复生，情终不死。喜怒爱欲，弗学而能，

饮食男女，惟情不虚。冯梦龙情本论思想探微）

     二是诗歌的根本在民间。漏侯布哲在举了一首例诗进行分析后指出：“这类诗歌呀，它扎根于民，它在民间传。因为民间呀，民间诗根深，便于民众记，好在民间传，诗歌属于民。凡诗要扎根，根在于民众。”这与现代中国主流文艺理论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来源于人民又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何其相似。“民间诗根深”的理论道出了彝族诗歌的本质特征，这表明彝族诗歌最初的起源肯定是从劳动人民那里产生，而诗歌的命运最终又得由劳动人民进行选择，在人民群众中能够传承下去的当然就是好诗，如果被人民抛弃了，诗歌就无法传承下去，至于是不是好诗后人见都见不到，遑论其它？所以，漏侯布哲关于诗歌的根的问题的论述，既有哲学的高度，又有广泛的人民性，把彝族古代诗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