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帝国的宗教
J. Harmatta, with the contributions of B.N.Puri, L. Lelekov, S.Humayun and D.C.Sircar
贵霜统治之前大夏的宗教
公元前2世纪游牧民族入侵之前，大夏和周边地区的宗教生活特点是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仪式。琐罗亚斯德教在讲伊朗语的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亚历山大东征(See map 4.)之前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就已经进入到了东伊朗地区，即便是仍然有许多前琐罗亚斯德教思想和仪式存在。但是，前琐罗亚斯德伊朗宗教传统在伊朗游牧草原部落的阿姆河及其更广大范围内流行。琐罗亚斯德教日历已经被吸收进波斯、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和花剌子模文化中，而粟特的月份名称却与之不同，因为大多数前琐罗亚斯德教的月份名称都保存在了索格狄亚那。无论如何原始的琐罗亚斯德教与后来的琐罗亚斯德教正统都有很大的不同。阿尔萨希德（Arsacid）统治末期出现的打破旧传统的趋势，并没有在东伊朗领地牢固建立起来，虽然后来在Kartir的影响下，做出很大努力去加强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组织和正统——导致对基督教、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迫害。
游牧民族入侵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正统也没有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相反，大量居住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居民形成的团体礼拜他们自己的神并实践他们自己的仪式。考古发现和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钱币都崇拜希腊主要的神：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波塞冬（海神）、阿波罗（太阳神）、赫利俄斯（太阳神）、赫尔拉克勒斯（大力英雄）、迪奥尼索斯（酒神），狄俄斯库里（战神）、雅典娜（智慧女神）、阿尔忒弥斯（月亮神）、赫卡特（司夜和冥界的女神）以及尼克（胜利女神）。希腊和伊朗宗教与艺术影响了圣殿建筑，并创造出了伊朗诸神的形象。
在东伊朗，希腊人努力想要理解当地宗教思想并融合当地神与希腊神。宙斯被当作阿胡拉马兹达，赫拉克勒斯被当作韦勒斯拉纳（Verethragna），阿波罗与赫利俄斯是太阳神密特拉，阿尔忒弥斯是娜娜。伊朗神祇的希腊解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神祇的形象。很显然希腊形式的宗教信仰甚至影响了伊朗人的宗教仪式。这可以在Takht-i Sangin发现的阿姆河神圣殿中的希腊文愿文中看出来。这则铭文刻在一块小小的石头基座上，基座上方是青铜制的玛尔叙阿斯正在演奏一根双管长笛。供养人的名字是一个伊朗人的名字“Atrosauka”，将他虔诚的礼物敬献给阿姆河神。这里，信仰者与神都是伊朗的，但是礼拜形式（玛尔叙阿斯青铜像的祭坛和供养铭文）却是希腊的，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宗教生活中，这种希腊-伊朗文化的融合显而易见。
伊朗宗教的传播也开始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统治的这个时期。根据阿育王石刻法令当中记载的希腊文和阿拉姆语版本的证实，佛教教团开始出现在大夏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传播源于印度商人和工匠移居到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希腊人也对印度宗教思想持开放态度，这可以从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立柱上的铭文中得到证实，Antialcidas国王的使者成为了毗湿奴的崇拜者，他在Besnagar竖立了一根揭路荼（Garuda）柱子，上面用婆罗迷文字刻上他对毗湿奴的礼敬。
与阿姆河相似的当地仪式在伊朗、印度、达尔德语（Dardic）和Kafiri人口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都意识到了当地仪式的重要性，有时候在他们发行的钱币上也会刻上当地的一些神祇的头像。“Kapisa城市女神”出现在Eucratides晚期的钱币中，女神戴着塔楼状的王冠坐在王座上。这种城市女神的代表可以和坐在王座上的宙斯形象相比较（这种形式是具有希腊特征的），但是左边的大象和右边的支提caitya与印度宗教有关。因此，如果Atrosauka供养的玛尔叙阿斯雕像的基座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希腊-印度宗教融合的例子的话，那么Kapisa 城市女神则提供了极好的希腊-印度宗教思想融合的例证。伊朗、希腊和印度宗教仪式并存，各自丰富的宗教思想和礼拜仪式都彼此相互影响，导致宗教的融合，这种融合持续影响了贵霜在大夏建立统治之后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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