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研讨的一个大会，会场几乎都是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虽然只是参加了一部分的会议，但是很多感受还是很新鲜、很明确。
首先，大部分中青年研究人员都是有学术追求的人。我参加的是全球治理的两个下午场，一个场地讨论的是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向，比如太空的全球治理、新冠疫苗是否属于公共产品等。另一个场讨论的是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理论比较等，比如他们在讨论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的政策比较以及一些结论。虽然都集中在形而上的学理阶段，验证理论也需要大量数据和实践，但能明显感受到年轻人的求学与上进。
其次，有一大批年轻的学生在政治国际关系领域你追我赶，不落人后。昨天有几个来自KCL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为大家介绍他们的论文，全程英文表述，论文虽非无暇，但语言和舞台表现都非常出色；国内有一些高校的博士生不论在表达还是社交上，都是非常积极，而且大家都挑非常硬的骨头啃，我犹记得有个学生开始研究我们古代的“天下”观和结盟的理念，这个比较其实非常有难度，国内外做这些比较的也非常少。可以预见，秉持这股子钻劲，即使未来他们走向专业岗位，一定也非常优秀。
第三，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反思关于知识、应用和学科等概念。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不论是各路观点还是现实表现，都是各执一词。曾经提出国际关系学的成立是为了更好地制定政策应用政策的秦亚青教授，提出了“用非牛顿力学”--量子力学来研究国际关系等高高在云端的学术探究，阎学通教授批评当前现状说过多的研究力量集结在研究政策建议上。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学科建设不是知识推进的结果，往往是政策需要的结果，云云。又有人提出当今需要关注大数据，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这也就将应用的结果与学术混淆一起了。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得新知并不多，但是我有一些反思。会后，大家在晚宴上进行讨论。大家常说国关圈子小，可是不一定是真的小，也可能大家知道的大咖就这么几个，而大家汲汲于跟大咖建立链接。昨天的会议，扑面而来的感觉就是国关圈子并不小，青中老三代同堂都已经很是喧哗，别提还有更多没有出现的人。
在这个领域的人员圈子越来越大，这到底是好是不好？是不是也跟外交国际关系变成了当下重要焦点有关？若是如此，这是好事坏事？换成现实角度，或许太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而选择了看似比较容易入门的地方呢？昨天确实也碰到了不少此类迷茫的博士生，在还没有毕业之际，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就业忧愁。而一些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做的人，已经开始质疑很多事情。这么一大批人都跨进一个困境，前进会失落，后退也会失落。
而身在这个圈子的我，或许没太理解透一些东西，不由有点隐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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