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
在这段黄河的沿岸，历代刻有不少摩崖石刻，有题记、有记录，一部分与凿修栈道有关；一部分关乎漕运；一部分为河防记录；还有一小部分就是到此游的无关题记了。不少题记是有年号的，是东汉、唐、宋、元、明、清历代重视黄河交通、漕运与河防的证明，对黄河栈道的开凿，漕运的发展，河防的部署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惜岁月久远，风雨无情，截止到1955年考察的时候，已经有85%以上的题刻漫漶损勒，残缺不全，字迹不清了。现在更兼小浪底、三门峡水库及各种建设的淹没侵蚀毁损，所存者日稀，所幸当年文物工作者抢救性地记录了一批，嗣后又凿下部分题记摩崖石存放于当地博物馆保存，使我们现在能够得以管中窥豹，推想当年历史的风云画面。
我们拍摄的照片上几块摩崖石，恰好是这段黄河的历史见证。黄河古栈道的始建时间不见史籍记载，根据黄河摩崖题记年代排比，最早的是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内容为：“建武十一年口月口日官造口遣匠师专治口口〔积临水〕水口”、“时遣石匠口〔赤〕□〔知〕石师千人”，见照片一。刻于垣曲县五福涧村西的栈道石壁上。——“口”代表看不清楚的字，（）内字样代表极度近似或可能的字。整条题记说明了几点：1、东汉建武十一年肯定不会是最早开凿栈道的年份，因为没有以前一定的基础，就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修葺；2、汉代官家很重视漕运，由官方专门组织、派遣匠人凿修；3、修缮工程量很大，所需工匠的数量众多，也反映了朝廷的决心和工程的急迫。
我们拍摄博物馆的另一款“唐贞观”题记摩崖，内容为：“大唐贞观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前岐州郿县令侯懿 陕州河北县尉古成师 三门府折冲都尉裴武 将军〔扶〕阳县开国男侯宗等奉适〔敕〕之此导河〔之〕碛〔从〕河阳口口（我疑似“转籴”） 试上三门 ”。见图二。这块题记的文字是我努力仔细辨认的结果。它原刻在安窝乡五福涧村西栈道侧壁上。
经检索，在历代黄河漕运的近百条题记中，与此相仿佛的还有三块，分别是：1、“大唐贞观十六年二月十日前岐州郿县令侯懿 陕州河北县尉古成师 三门府折冲都尉北武 将军〔林〕阳县 开国男侯宗等奉 适〔此〕导河〔之〕 碛〔从〕河阳〔武〕□”。据说这块题记也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栈道侧壁上。
2、“大唐贞观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前岐州郿县令侯懿 陕州河北县尉古城师 三门府御都尉裴武将军 扶阳县开国男候宗口奉口口口口导河碛 从河阳口口 上三门”。这块题记也是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栈道侧壁上的。
3、“大唐贞观十六年四月三日 岐山郿县令侯懿 河北县尉古城师 前三门府折冲都尉（有一处于此为‘杜伟’二字）候宗等 奉敕造船两艘 各六百石 试上三门 记之耳”，这款题记镌刻在人门附近的栈道侧壁上。
唐代侯懿等人二月奉敕，在五福涧附近整修栈道，清理河滩，疏通航道；三月继续奉敕，疏通河道并试着航行运输；四月又奉敕，到三门峡，造大船，试通航。由于是奉旨行事，所以踌躇满志，一路吃肉喝酒，得意洋洋；大约工作难度不甚太大，因此意满志得，沿途题词刻字，大肆张扬。
至于为什么有两块“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三月”非常相近的题记，我想，大约是有关人员的识别角度以及所见资料的完整性引起的，见图三。我十分怀疑这块三月的题记与博物馆的三月题记那块是同一款，只是有关人员没有亲眼看到这款题记，直接从半截照片上读取而已。但这些无碍反映唐代政府重视黄河漕运，并付诸具体行动的的大势。
明代的故事
查阅资料时，运城李百勤的文章中提到，垣曲五福涧村附近有块明代的碣石，铭文是：
“去思
河底村冯秀才记
崇祯七年正堂段爷
蒲营都司高爷仝防河至此
八年正堂段爷
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防河至此
九年正堂段爷
分口潞泽营参将和爷仝领兵夫打桥至此
十年段爷
口口潞泽营参将薛爷
口厅李爷仝防河至此
十一年蒲营千总朱爷防河至此
功口山西潞安道新兵营实授厂卫口口黄邑眷口口洪口
岁时戊寅甲子岁月口口口口口”。见图四
在博物馆拍摄的那块摩崖石，我辨识的题刻内容为：
“崇祯七年
垣曲县正堂段 防河至此
蒲营都司高 防河至此
崇祯八年
垣曲县正堂段 督口夫口口
分守潞泽参将和 督口工口口
崇祯九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和 打冰（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缺）
垣曲县正堂段 打冰（缺）
关（？）厅李 打冰（缺）
崇祯十年
分守山西潞泽参将薛 （缺）
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缺）
垣曲县正堂段 防（缺）
（缺）”。见图五。
明朝末年，流民造反，到了崇祯五年以后，形势严重，天下更乱，蜂拥而起的农民反叛，使得垣曲一带河防任务繁重。“戊寅”年是崇祯十一年，“匪”乱稍平，冯秀才可能是当地的乡绅，时过境迁，几年间协防感触良多，他记下了往事概要。博物馆现藏的那块摩崖石，所刻的地点也在五福涧村西，内容相仿佛，可惜的是采集没有凿取完整，致使不能卒读，但是二者内容非常相似。
细读“博物馆石”，从称谓、行文、格式等方面感觉到：此处题词的镌刻者是位“体制里的人”。首先，他对别人称呼只带职官，不带“爷”字，仿佛见惯了官场风云、人员沉浮；行文中，潞泽营的“营”字有时也省略了；而李秀才不同，规规矩矩地镌刻了全称，并且都尊称“爷”。其次，从格式上看，博物馆石居然有官称退格镌刻表示卑微的写法，如崇祯九年，“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退了一格，这种格式是地道的官场惯例；再有，他对官职的排列尊卑先后自有讲究，谙熟官场的排位；而李秀才是当地人，只认垣曲正堂段爷，始终把他排在第一位。再次，博物馆石比“李秀才碣石”多了位“防守五虎涧门下千总金”——金千总，莫非李秀才因为金千总只是当地团练的头目，而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未列其名于石？如此，辛苦地镌刻博物馆石的人是否就是“金千总”或是他指派的呢？否则，如此相似的内容何必再次记录呢？我操份闲心：很担心崇祯十一年“闯乱”暂时平息后，李秀才如何与金千总相处生存。
不管他们当年关系怎样，镌刻在五福涧村附近的摩崖石刻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的历史场面。通过题刻内容可知：当年（崇祯时）“五福涧”叫做“五虎涧”，是以后才改称“五福涧”的。它们记录了明末几年内这段河防的责任人。明末大乱，这段黄河的渡口是重要通道，当地的主官以及协防的兵将重点设防把守。由于时值“多事之秋”，防守官兵除了防起义军、防乱匪，还得防河，其中一项内容是防冰凌防汛。此地渡口大约平时有便桥，冰凌大时就得打掉便桥以通冰凌，否则，冰凌堆积再形成冰桥，方便乱民过河。据载，崇祯七年（1634）、八年（1635）冬季，河南的流寇趁黄河结冰之际想过河北上，被垣曲知县段自宏（垣曲县正堂段）率众团练扼守要道，均没有得逞。冰凌也可能堆积，冲毁堤坝，浸泡良田，所以有时还得打掉冰凌以防汛。现在我们有时还派遣轰炸飞机投掷炸弹消除黄河冰凌隐患呢，可见古人的任务艰巨。
总之，单是这几块摩崖石就反映了这么许多事由，如果更多地收集，更深入地研究，那肯定会有更多的有趣发现。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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