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毛选（014）】
写作背景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17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共同抗日，被蒋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的军事行动，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张杨联合行动，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后，被释放回南京。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这篇声明蒋介石用很冠冕堂皇的话讲了几点，一是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对中国存亡十分关键；二是为了国家可以不计较个人，但又指出人格保全是民族基础；三是强调自己一生为了国家和革命，不计较个人恩怨。
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12月28日，本文是对整个事件的回应，也是对蒋介石遵守承诺的督促。
主要内容
文章标题《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没有直接提及到“西安事变”这个会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的事件。字面上，只是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们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声明的看法，对蒋介石声明中的内容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使读者读完声明后脑中浮现一种感觉是：“不是我主动提及‘西安事变’，是‘蒋委员长’谈了‘西安事变’后，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而已。
当时是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触动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敏感神经而非常高明慎重的做法。文章发表的时间选择也恰如其分。
从时间来看，文章发表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及时的将自己所知道的“西安事变”真相和对“西安事变”的理解告诉群众。在蒋介石发表声明之后，自己立即发出对该事件的声明。一是表现了被动性——“你说了，我才说的”，避免使蒋介石太尴尬；二是及时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以免时间拖得太长，蒋介石耍赖，掩盖真相；三是可以及时反驳蒋介石声明中的错误言论。如果在“西安事变”之后立即发表声明向民众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必然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十分尴尬，更将认定“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不利于下一阶段的国共合作。
文章的的第一段，称赞蒋介石及国民党开始转变十年反共的错误政策：实现撤军，避免继续内战；粉碎了亲日“讨伐派”扩大内战的阴谋；促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开始改变十年以来的错误政策；促进国共再次合作；为团结全国各阶级共同抗日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暗示：蒋介石离开西安恢复自由是有条件的，蒋介石离开西安，就立即落实撤军。
紧接着，文章直指蒋介石的声明——《对张杨的训词》，“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这一段话，委婉的表示了对该训词的不满。将蒋介石口头答应但是没有签字的六项协议公之于众，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即：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曾经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这段文字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六项协议的内容，使这六项协议虽然没有签字，但是和签了字一样有效。因为，一公布，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蒋介石曾经承认过六项协议。如果蒋介石不落实这六项，就会影响到蒋介石的政治信誉，容易使人得出蒋介石毫无信义的结论。对于蒋介石来说，因为确实口头认可了六项协议，所以他们无从反驳，只能默认。如果他们耍赖狡辩，那么，“西安事变”刚结束，时间很短，“西安事变”的真相还不容易被掩盖，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关注热情还很高，真相容易被澄清。所以，这段文字起到了向全国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成果，督促蒋介石及国民党认真履行六项协议的效果。
随后，文章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促成“西安事变”的六个方面势力正名。以“西安事变”的正确性为基础，推论出促进这一事变的各方力量也是正义的革命力量，在舆论上形成保护这些势力的正能量，使蒋介石不能随意对他们进行非法迫害，有效保护促成“西安事变”的各方势力。
文章多次强调蒋介石声明中的“言必信，行必果”，就是在提醒蒋介石必须严守诺言，认真落实“西安事变”时口头答应的六项协议，也希望全国人民监督蒋介石落实六项协议。文中专门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六项协议而后恢复自由，也是在提醒人们：六项协议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最后，表示在文章发表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也已经回到了南京，后面能否落实当初答应的条件就要看他自己了。毛主席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改变国民党的政策，联合各派一致抗日，共产党也必将给予赞助。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蒋介石立即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为我党赢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三个目标
本文实现了三个重要目标：一是让蒋介石落实在“西安事变”中口头承认但没有签字的六项协议；二是为“西安事变”正名；三是为参与“西安事变”各方，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正名。文章选择的时机、切入的角度、用词的严谨，都很好的服务了促进三个目标的实现。
《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的很多内容都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的内容有关，所以一定要结合着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一起查看，才能明白毛主席写这篇声明的意义和妙处。
附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
中国向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於尔等勇於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
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馀言，两月来之父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画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馀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馀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负欺欺人之事？
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著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
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
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
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觉无丝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
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於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
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
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舍己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
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 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
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
尔等对於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只知有国不知其他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
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
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栽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於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
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网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
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
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
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
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苹字於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於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於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则虽生犹死，虽存必亡。
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对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於灭亡。
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於一切，国家利益重於一切。
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
余十馀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於信义。
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捐民族之力量。
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
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
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
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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