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一些政治因素及材料、认识方面的不足，我们中国方面总是倾向于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视之为日本方面尤其是日军方面蓄谋已久的结果，并且坚持认为日军发动战争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彻底瓦解中国当时的政权——国民政府，从而达到灭亡中国、奴役中国的目的。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多变的、复杂的，而且涉及到多个利害相关方。本文将试图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部分记载，简要地对中日全面战争期间（1937～1945）日军对华方略的变化，进行一番严谨的分析、探讨，从而增进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理解。
限于外文水平、客观条件及学术能力，本文仅供大家做一般性参考。
一、卢沟桥事变前的回顾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于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开启了中日之间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日方说法）。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日方的记载来看，只是关东军方面擅自发动的。在事变之前，由于当时的满州地区（中国东北）中日关系骤然紧张，加之有些风闻关东军的预谋，因此，为了说服关东军方面克制自己的行动，位于东京的参谋本部就曾派出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进行视察，并向关东军方面说明日本当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一旦闹大将难以收拾【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P358】。
不过，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及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经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默许及支持，关东军还是趁着奉系头目张学良不在奉天（沈阳）的有利时机，悍然发动了这场“远东最大的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不仅中国方面在处理、应对上意见分歧，在日本朝野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浪潮。虽然被关东军欺骗的军部倾向于支持关东军的强硬立场，可是在随后的日本内阁会议上还是做出了如下决议：在现地情况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日方应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且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根据种种情报，还断定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的阴谋【参见《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P242】。
尽管如此，因日军在满洲地区行动的出奇顺利，国际压力又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作为日本最高决策者的天皇裕仁还是宽恕了关东军的大胆行动，并且还容忍了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侵犯统帅权”的举动，对其擅自越境支援关东军的举动予以事后追认——由于天皇在当时的日本的权力架构中的特殊地位，他的裁决至关重要，可谓是随后日军中一系列军事冒险的特别“许可证”，也令日本越发朝着军国主义体制迈进！
因此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标志着一个军人统治时代在日本的开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487】。在侵略中国的同时，日本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对“大正民主”最大的反动，同时它也与当时反民主的世界潮流相互应和（比如苏联、意大利、德国等国相继出现的激进革命现象）——当然应该说，中日早就在互相影响，诸如发生于1926、1927年之后的“国民革命”之类的重大事件，对于日本内部及其对华态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从日本方面在强占了东北地区并缔造了一个“满洲国”之后，始终视苏俄为陆上头号假想敌的日本关东军，为了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及尽可能切断中苏之间的陆上便捷通道，达成“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的捣乱行为”【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1932年3月12日）】的目的，便又开始积极向长城一线进兵及筹划“华北自治”，并试图控制察哈尔、绥远等地。
以上日军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的长城抗战及1936年的绥远抗战等，令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反感和仇恨不断加剧，抗战热情不断提高，并开始大肆宣扬其“侵华野心”，以期唤起国人的同仇敌忾。
在日本不断的进逼及国内反对派的压迫下，蒋介石有意或被迫地拉近了自己与苏俄的关系，尤其是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蒋的力保，大致促成了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然，最有力的，还是苏俄先后对蒋介石政府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俄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抗日的国家——尽管苏俄的用心并不单纯，而这些承诺很多都没有真正得以兑现。如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苏俄政府曾表示，如果中苏交通线受到日军威胁，那么苏军将“加入中国军队，保卫这条交通运输线”；及至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军事将领们依然向中国代表团宣称：“中国抗日如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当出兵，决不坐视。”【《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1950年版，第287页，转引自《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85】
在日本看来，“由绥远战胜、西安事变等所引起的国民气势和民族抗日的狂热，使蒋丧失了在中日之间驾御于中间道路的力量；蒋的背后有中G、有苏俄的存在，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悲惨命运”【《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89】。
二、从七七到淞沪会战的爆发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东京时，“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史：1600～2000》，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P359】
时为首相的近卫文麿与海相米内光政、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认为可能是陆军方面在刻意制造事端。不过参谋本部对此突发事件也一无所知，所以时为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仁亲王便发出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要华北驻屯军就地解决争端，不要扩大危机。
中国方面对于得寸进尺的日本方面是极端不信任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也是非常敏感的，当时爱国主义情绪异常高涨，而且常被国内的各种政治、军事反对派所利用，以便向蒋介石当局施压——实际上主要原因也是用要求抗日、联合抗日的招牌，来阻止蒋介石的削藩之举！这其中就包括了1933年的十九路军方面制造的“福建事变”、冯玉祥倡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陈济棠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及同年张学良等人发动的西安事变等。
蒋介石在1927年逐渐攫取国家最高权力时，就已经大致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日大规模战争拖得越晚，对于急需发展经济、扩充实力的中国就越有利。1937年上半年时，蒋介石当局正在逐步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包括继续打压中G军事力量），而与此同时也在大力发展经济、整训军队、购置先进武器、修筑国防设施等，所以蒋介石内心非常不希望在这时与日本爆发大规模冲突。
因此，面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坐镇平津的宋哲元等人同日军方面尽快达成妥协；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担心这背后日军的图谋，不能不做出预防性的反应。另外，就当时的舆论压力及各种反对派的变相逼迫，也促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一种较为强硬的立场——虽然他的初衷是遏制日本野心、避免战争扩大化！
然而不幸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一系列强硬姿态，如令中央军李仙洲的第21师、关麟征的第25师等动员北上（这违背了先前的《何梅协定》），却又给了日本方面的强硬派采取扩大行动的口实（如以保障在华侨民的安全为由），致使克制派处于下风。比如在参谋本部里，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克制派与以作战课长武藤章为首的强硬派，因意见不同而针锋相对，尽管他们的目标都是希望赢得暂时的和平，只是所采取的手段不同——一个是以软促和，一个是以硬促和——当然，这个软、硬背后各自的诉求还有一些差异，比如软的一方已经在打算撤出华北，而硬的一方受永田铁山理论的影响，不愿意看到一个反日华北的存在！
为了达成中日暂时的和平，石原莞尔甚至曾提出应将华北驻军都撤至山海关一线，并建议近卫首相飞南京去跟蒋介石促膝议和。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事后指出：“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充实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309】
既然中日双方都不希望在1937年爆发大规模的战事，可是由于双方的互不信任及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断示强，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引发了“通州事件”等重大事故，致使日军在7月底相继占据了北平、天津这两座北方的最大城市。
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要有力地反击日军的侵略行动，就应该尽量选择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战场。另外，由于上海是国际人士云集的地方，又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此驻扎，一旦在这里开战，必然牵动各国的利益，从而引来国际调停。因此蒋介石等人才选择了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又因一系列变数的出现，从而引发了“淞沪会战”——“华北事变”演变成了“中国事变”，这才是中日全面战争真正的起点！
国民政府方面对于主动挑战驻沪日军一直有些讳言，后来参与此役的国军著名将领张发奎对此说道：“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披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在抗（抵抗）战。”【《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P171】
日军方面一直想节制自己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比如在8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在发言中就指出：“仍然坚持不扩大方针，同时，对内对外关系均须采取自主行动。”但是为了预防不测情形的出现，“各种事项应向战时体制转移。为此，有必要迅速召开临时会议。陆军方面亦考虑提出重要预算及法律方案。”【《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353】当日本方面确定以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心里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在回答天皇的问询时，还是指出：“派遣军在执行任务上，密切与我海军协力，并与当地我方官宪，特别是各国外交使团及其驻军紧密联系，以期尽速恢复上海附近治安。”【《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354】
到了淞沪战事已经全面扩大乃至接近尾声的时刻，日军高层还在试图节制战事的扩大，比如11月7日参谋总长给松井石根下达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力，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376】为防止事态扩大，还专门为华中派遣军确定了大致的作战地区，即“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但是由于“下克上”已经成为日军的传统，日军前线将领也往往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人在得手之后进一步攻略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也是为了在随后的中日谈判中掌握更多的筹码——当然，在淞沪会战结束后的大溃退中，国军方面的重大失误也促使日军胃口大开、野心大长！
因国军在淞沪战场及撤退期间元气大伤，南京已经无法坚守，随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正是由于日本军方的咄咄逼人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冲动，近卫在短时间内居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实际等同于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以至于几乎堵死了中日和谈的大门，从而让局势变得更加失去控制。
过去通常认为日本有灭亡中国、霸占中国（内地）为殖民地的野心，可是客观而言，在始终视苏俄为第一假想敌的前提下，恶化中日关系乃至刀兵相见，并不是日本人的首选，而且武力强占一个没有多少战略资源的地域，也是得不偿失的——当然东北地区除外。即便日方某些人对于华北甚至华南也的确有些垂涎，但也不能不考虑代价及国际局势。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对此西方学者就评论道：“他们（日本）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P515】
三、从南京保卫战到武汉会战结束
近卫文麿的举动，其实包含了对军方独断专行的一种报复，也想牵着军部的鼻子走一回，但是他却小看了蒋介石在中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日本的有识之士对此批评道：“‘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据说，‘不作为对手’这句话，是外务省某课长的穷极之策。他本人曾做过这样的辩解：这是故意避开法律字句而苦心想出的暧昧说法。”【《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P24】
如此不谨慎的近卫声明，不但遭到了主张对华和平人士的不满，也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普遍不满，因为他们实在不想深陷在对华战争的泥淖中。可是在和谈的希望变得渺茫之后，日军的总方针便转变为试图用武力压服南京政府，以便让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这对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派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们对于抗战的前途早就表示了悲观。
可是当时真正掌握着军事力量的是蒋介石，只要他不选择过分的妥协，这场战争就得继续打下去。进入1938年以后，国军的战略指导总方针，是以“空间换时间”！事实上这个“时间”根本不是赢得中国自身反攻的时间，因为中国自身不可能具有这种实力——而是换得国际冲突爆发、列强对日武力干涉的时间。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6月，中日双方主要在徐州、郑州附近进行了几场大战，中国方面依然没能有效地重创日军。在此时连战皆捷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P90】。因此在徐州会战结束以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便集中了九个师团的主力，沿长江两岸准备以钳形攻势向武汉进击。
武汉会战可谓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战，双方参战总兵力在130万左右，虽然国军也打出了“万家岭战役”这样的大捷，可是依然无法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10月26日，作为临时陪都的武汉陷落，一时间举国震动。
截止1938年秋天，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对蒋政权的现状及未来，以及列强的支援，作了乐观的判断”【《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458】，正是基于这种乐观情绪，日军的方略不得不再次做出大的变更。
有鉴于“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458】，在国民政府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日方认为若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日本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
为了实现“以华制华”、令日军腾出手来防备苏俄，日方在尽力扶植一个亲日的中国新政权（最初的考虑不只是建立一些傀儡政权）诞生的同时，也须保持适当的战力。在持久战阶段，日军不必再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但可以寻找中国军队的弱点进击，以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至于在局部夺取一些战略要点，此等作战被认为是往往得不偿失的，故日军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应以确保占据地区的安全为宜。
“蒋介石政权虽然已被压缩，但如对之放任，仍将成为严重祸根，招致后患。因此，为促使其崩溃，应适当进行各种工作，故尚须进行部分作战予以支援”【《日军军国主义清华资料长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458】，而第11军就是日方在中国内地所保持的唯一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它不以攻城略地为主，只以打击中国抗战力量为主要目标；11军以武汉为中心，防区直接与中国第三、五、六、九四个战区以及大别山游击区接壤，担负着牵制和消耗国民党军队主力的任务。
日军战略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战场上的重要变化，这是我们观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四、从战略相持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除了1939年2月的海南岛、3月的南昌、11月的南宁等少数攻略战之外，日军不再以军、军团为单位，而是派遣师团及以下的旅团、联队为单位的少数部队，攻击中国军队，这叫“打完就回”的战略，也叫“肃正讨伐作战”。
这些作战与武汉会战前的作战完全不同，也即是说武汉会战是一个转折点，武汉会战前的日方作战主要以歼灭中国军队、占领要地从而让中国屈服为目的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转变为武汉会战后的长期持久战、压迫战战略。
在战略相持阶段，也会出现国军主动进攻的情况，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规模战事，主要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
此外日军还有一系列的对中国内地的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比如对重庆的轰炸。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政府依然胜少败多，加之中国国力虚弱，及二战爆发后苏援减少等因素，蒋介石日渐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对日方所伸出的“橄榄枝”开始有所积极的回应——尽管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可能只是虚与委蛇，实现以拖待变。
“桐工作”就是日方对国民政府进行诱和的重要举措，它开始于1939年11月，由日本军方所主导。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同年6月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这对于日本方面而言都是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
此时的英国孤军作战、处境困难，本土不断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7月18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要求，答应暂时关闭援蒋的滇缅公路三个月。滇缅公路被封锁，援助重庆方面的物质通道被切断，此举影响甚大，几乎等于切断了“抗战中国”的输血管。为此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们传闻道：由于对战争前景空前的悲观，最近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与伪政府合流【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P55】。
日方后来认为，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中国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在八年日中战争中，说蒋介石感到最严重的危机是宜昌失守之时，原因即在于此。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于8月20日夜）发动了‘百团大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P55】百团大战发动后，日军的一部分精力被迫暂时转移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这样便让蒋介石又稍微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不过国际形势的变化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随着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占印度支那北部法属殖民地，引发了日本与英、美、荷兰等国的关系恶化。日方原拟于9月上旬开始现地会谈，中旬局部停战，下旬和平谈判。然而9月5日以后，位于香港的谈判就陷于了僵局，担任香港机关长、负责桐工作的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遂于9月5日提出报告称：“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板垣征四郎）、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7年版，P574】
当时日方得到报告还称：宋子文赴美，一亿美元贷款有望，美英在太平洋上对日压力加强，蒋介石派人在新疆与苏俄方面会谈，苏俄有望加强对华援助。蒋介石认定英美与日本必有一战，而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英美一方，所以坚决不同意与轴心国站在一边。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终于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陆军对解决中国事变问题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以功败垂成而终，尽管这场谈判也许本来就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诸如强行进占印支北部等日军的一系列举动，都大大地转变了美国的态度，使得美国对日态度越发强硬，以至于要切断对日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供应。美日双方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不顺利的和谈，最终狗急跳墙的日本只得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时，苦撑待变的中国以“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本对于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的需求，加之在诺门坎战役中的惨败，促使他们暂时放弃了对苏行使武力的企图【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7年版，P654】，转而选择了南进，从而向美国发起了直接的武力挑战。
五、从中日宣战到抗战结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立即选择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并正式向日本宣战，时为1941年12月9日。
这之后发生的战事，主要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
为了实施“猛虎掏心”的腹心战术，日军大本营还曾决定于1943年春进行攻取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五号作战”，五号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占领四川省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7年版，P538】这就意味着日方对蒋介石当局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和求和的信心。
“大本营下达了命令，参谋总长也发出了指示和命令，以大本营为首，制定了计划，进行了准备和训练。”【《昭和17年、18年的中国派遣军（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P7】日军预计投入的主力有十六个师团，同时从山西南部与宜昌两个方向发动，以中国派遣军为主，再从日本本土、满洲和南方（东南亚）增调部分兵力。
不过自1942年8月以后，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瓜岛等日美攻防战中不断失利，日军在华北的多次大规模扫荡也消耗了不少物资，终使这个“重庆作战”的计划和设想化为泡影。
进入1944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严重失利，太平洋海域的制海、制空权逐渐被美军所掌握，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此时，为了确保“大陆交通线”的畅通，日军大本营便开始筹划和实施于1944年春夏“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扫荡美军在华空军基地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方面称之为“豫、湘、桂会战”）。在这场大会战中，日军共动员兵力达51万（马匹10万、炮1500门）、作战地域达1500公里，纵贯中国大陆，可谓规模空前、名副其实的头号作战。
“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基本没有达到，而由于滇缅战场上盟军的胜利反攻及美军攻势的加强，到1945年初时，日军已经感到求胜无望。为此，陆军统帅部于4月28日曾指示对中国实行政治谋略，其目的是要努力与重庆实现停战，然而并没有什么进展。
在1945年5月的美、苏交涉中，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出现向好的转变。中国方面于7月1日派宋子文去往莫斯科，至8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时，已经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夜。
六、结语
以上所述，只是考察了一般情况，而历史是复杂的，不可能完全定论。
但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当时特殊的体制和国情，如天皇的特殊地位、军队与政府的矛盾、海陆军的矛盾、陆军内部的矛盾等，致使日军的举动往往会出现一些失控和矛盾的地方。而中国方面也同样如此，如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与路线的矛盾、蒋介石与地方派系、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考察历史时应该留意的地方。
总之，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我们的研究需要不断的深入，而不能被某些固定的观念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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