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谋者侯嬴的归宿。
侯嬴自刎
侯嬴的人生终局比开场亮相还要精彩，遗憾的是它已经无关于国家大事，所以《资治通鉴》只字未提。在《史记》的记载里，当信陵君虎符到手，准备出发去晋鄙军营的时候，侯嬴有一段临别赠言，说自己本该跟公子一道，但年老了，就不拖公子后腿了，自此一别，自己会数着日子，当估算到公子抵达晋鄙军营的那天，自己会面向北方自刎，为公子送行。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侯嬴之所以要面向北方自刎，是因为邯郸和大梁刚好是正南正北的关系，几乎就在同一条经线上。
就在信陵君夺取晋鄙兵权的那天，远在大梁的侯嬴真的遥望北方，自刎而死。
人性之光
新问题出现了：侯嬴这是何苦来哉？
虽然说“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很有美感的士人精神，但从容赴死是一回事，明明没必要却非去找死是另一回事。侯嬴明明可以好好活着，为什么非要搞一出如此戏剧化的死亡场面呢？
这种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但很能激发后人的揣测。有人认为侯嬴作为主谋，肯定逃不掉，魏安釐王也许奈何不了信陵君，但至少不难杀了侯嬴，所以侯嬴的最佳策略确实就是自杀以成名，免得将来被国法制裁，遭受羞辱。（陈龙正《幾亭外书》卷2·侯生烈而智）但反对者说，侯嬴如果怕被魏安釐王治罪，那还不简单，只要跟着信陵君一道离开魏国也就是了。但人家是古代侠士，对生死看得很淡，对名声格外重视。（纪迈宜《夷门行》序）
还有人说，侯嬴知道杀晋鄙不仅于道义有亏，信陵君也不忍心下手，所以拿出姿态，一是给晋鄙抵命，二是坚定信陵君的意志。（《文章辨体汇选》卷402·钟惺《信陵君论》）
明朝狂人李贽还有一个推测，说侯嬴自杀，既是送别信陵君，更是激励朱亥，因为朱亥跟信陵君交情不深，未必真肯卖命。李贽还有一首诗，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晋鄙合符果自疑，挥椎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焚书》卷5·王半山）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当侯嬴提出自刎送行之后，司马迁只写下寥寥4个字：“公子遂行。”意思是说，信陵君就这么出发了，既没有劝阻侯嬴放弃自杀计划，也没有努力邀请他一道同行，显得特别不近人情。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司马迁这些描写哪怕只是小说家言，也足以折射出那个不断拼下限的龌龊时代里最为璀璨的人性之光。信陵君和侯嬴为了办成这样一桩大事，内心早已经经历过不知多少次天人交战，个人生死自然置之度外，留下的人决意要死，出发的人同样怀着有去无回的决心，这样的别离，当真称得上“去留肝胆两昆仑”了。信陵君如果真去劝阻侯嬴，反而显得不懂侯嬴，不配成为侯嬴的知己。
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因为这段事迹太感人，太闪光，太难能可贵，所以历朝历代不断被人写入诗歌，反复吟唱，强化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有诗歌里边，最著名的是唐朝诗人王维的七言古体诗《夷门歌》，诗是这样写的：
七国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整首诗精炼囊括出侯嬴的一生，情绪层层递进，到最后3个字“何所求”达到高潮。明朝狂人李贽也是在70多岁的高龄刎颈自杀的，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是出自这里。
战国时代，我们已经看惯了太多“有所求”的人，因为所求者大，所以不计代价。有乐羊为了赢得军功，吃下了亲生儿子的肉，有吴起为了出人头地，不惜亲手杀了结发妻子，但这些人即便舍得下一切，终归舍不得自己，或者说之所以舍得下一切，正是因为舍不得自己，而侯嬴不同，不在乎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别无所求。
一个无欲无求的人，谁都无法诱惑他或强迫他去做任何事，他却可以为着一个“义”字，为着酬答知己，轻易就舍得下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活出了美感。侯嬴的性命，既不是信陵君花重金买来的，也不是信陵君惺惺作态骗来的，而是为着信陵君的真诚、尊重和懂得而主动献出来的。
对照“战国四公子”当中的另外3位，任凭门客三千，奇人异士不绝，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位能跟侯嬴相提并论，这也正是信陵君特别显得卓尔不群的缘故。
信陵君识人
那么问题来了：信陵君窃符救赵，即便结果是好的，但又是窃取兵符，又是击杀国家大将，这也过于违法乱纪了，怎么着都逃不脱一个“不忠”的罪名吧？在司马光的时代里，中央集权模式已经深入人心，难道还能公然赞扬信陵君吗？
司马光当真面对过这种问题，他有一篇《四豪论》专门做出了回答。题目所谓“四豪”，就是“战国四公子”。司马光认为，魏国和赵国属于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则齿寒，所以信陵君窃符救赵并不是为了照顾自己跟平原君的私情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维护魏国利益才不得不使出非常手段，谁让魏安釐王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犯了糊涂呢。
文章最后，司马光还拉来汉高祖刘邦给自己挡枪，说当年刘邦途经大梁的时候，专门为信陵君安排了守墓人，表彰的规格远超另外3位公子。刘邦一代英主，这样做是有过人见识的。（《温国文正公文集》卷70·《四豪论》）
新问题又来了：信陵君礼贤下士，是不是眼光很独到呢，否则怎么能在稠人广众之中看出了侯嬴的不凡之处呢？后人如果想学习信陵君的榜样，这种识人之明恐怕一半靠天分，一半靠运气，学不来的。如果有什么可学之处的话，那么只可能是信陵君一贯礼贤下士，不知下了多少士，真正像侯嬴这样派上用场的人其实凤毛麟角，其他人因为没什么过人的事迹，也就没能在史册当中留下名字。
荀子从管理学角度讲过这个道理，说当年周公亲述，说以自己这么高贵的身份，但一直都在礼贤下士，亲自带着见面礼去拜访的人就不下10个，带着回礼去拜访的人不下30个，以礼相待的不下百人，在自己面前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下千人。而在这么多人里，真正对自己有助力的士人只有3个而已。正是依靠这3个人，自己才能够修身平天下。而这3个人，既不在前边说过的那10个人当中，也不在那30个人当中，而是在后边讲到的那百人千人之中。（《荀子·尧问》）
周公治国是以辛苦著称的，传说“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随时随地都在着急忙慌地接见客人，饭都吃不上一顿完整的。客人看到此情此景，心里一定暖洋洋的，结果沙里淘金，周公下了这么大的本钱，终于得到了3名人才。信陵君之所以大受推崇，是因为他身上很有几分周公的影子。对于后世的知识精英而言，最期待的帝王当然就是周公式的帝王，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表彰周公和信陵君这种领袖楷模。
反对者当然不乏其人，王安石就是典型，说周公如果当真这么治国，格局就太小了。圣人治国，重在制度建设，只要制度搞好了，就能无为而无所不治。荀子之所以对周公有误解，是因为荀子生活在战国乱世，耳闻目睹的都是“战国四公子”那一套，于是以今度古，想当然耳。（《临川先生文集》卷64·《周公》）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分歧，在这里表现得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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