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的趋势看，相权愈弱，中央愈集权。政治制度唐代最佳，科举制度明代最严密，经济制度各有利弊，地方政府汉代最灵活。汉代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一点是，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初步建立相权下的组织架构，分为“三公九卿”，其下又有十三曹。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讲皇权与相权分离，但重点又在相权上，宰相负一切政治之责任，皇权理论上不干涉政府政务事宜。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是，皇帝干什么呢，皇帝不闻政事，皇帝作为象征？（君主立宪）所以，强势的皇帝对政府多有干预，一旦惯性形成，则皇权则凌驾于相权之上。汉朝，在政治上，另有一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惟其刚脱离封建社会不久，因此地方势力还很大，分封割据才有七王之乱，这一点钱老却主观忽略了。因为地方势力大，所以地方太守才能与中央官员平起平坐。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特别推崇，容易演变成唐代的节度使。经济上，盐铁论的讨论，其缘由并非在经济制度上，只是汉武帝缺钱，“国营和私营”的讨论，只是在盐铁两项重要税收来源上收归国营。后代为何没有大规模类似的讨论，因为后代不需要专注这两项税收来支持政府军事。唐代结束"三公九卿制“，开创”尚书六部制“。宰相，分权，分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宰相从一人领袖到多人委员。中书省主法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后代，中书省和门下省都属于决策机关，若集权于皇帝，则只能逐渐淡化，因此在各电视剧中尚书省下六部出现最多。政事堂，最高机构，议事决策。理论上，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但由于无法明确界定皇权与相权（我猜想，皇权与相权只是后代研究者杜撰出来的概念），因此皇帝无须严格遵守，逐渐放逐，权力逐渐收归至皇帝。尚书六部，户吏礼兵刑工。后代多沿用这六部的设置，从九卿过渡到六部，不失为一种进步，皇帝的管家意味更轻了，更强调政府职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中央监督地方的制度，经常偏离其初衷，导致大的变故。唐代设御史台，派巡察使、按察使或节度使至地方，权力凌驾于地方，地方长官形同虚设。或者说，白白增加一个职级。一旦临时的官职成为常驻官职，则矛盾即显。宋代，让人最深的印象是，弱，文。宋代相权已逐渐衰弱。“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代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商超，也一同站着不坐”。宋代的监察官，与唐代又不相同，主要监察官员，因此清议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谏官与宰相肚里，不归宰相管，所以什么的都反对，反对越激烈，名声越高。殊不知，凡是都有不利的一面。宋代的国都，宋代，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汴京。两地都无天险可据，北边一马平川，国都易失。然，北宋经济制度聚天下经济于中央，地方无财力可发展。所以国都若失，国家亦亡。但，宋代崇文，“因此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延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明代，制度上，中央愈加集权。其内廷权势更重，落在太监手中。明朝科举，更盛，但等级俞森严。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相差很大。上面是进士，能当大官，有大前途。下面是秀才和举人没法当大官。“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士农工商，有贵贱之分。官和吏，做不了大官的秀才则去做为胥吏，胥吏则可上下其手，永世沉沦。官则高高在上。明代，设翰林院，成为政府培养人才重要的机制。进士及第后可入翰林院，享受政府津贴，担保学成后有大官可做。明清两代很多名人都出自翰林院。无经济负担，也被期许未来，更当奋力图强。现在国家的一些培养政策也源于此，只是有些权宜之计。清代，最大的特点是外族统治。因此，一切政治都围绕巩固外族统治。清代军机处，愈加集权；清代寄信上谕，雍正的小钥匙，牢牢地把各地官员把在自己手里，听自己话。所以说，专制，则清代最盛，说中国历代都是封建专制，则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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