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出版《猫》。
1946年出版《人、鬼、兽》。
1947年出版《围城》。
1948年出版《谈艺录》。
…
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
…
1978年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看看时间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钱钟书除了出版过一本宋代诗歌选集，从此一文不发，一书未出。对此我是颇感遗憾的，三十年，对于一个才华如此横溢的人，完全可以再写几本比《围城》更牛逼的小说。
当然他外文精湛，在此期间，有重要的事情委任于他，也就是毛选的英文翻译和定稿工作，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此事具有鲜明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使他实际上进入了高层的政治领域。
在平均主义进行激烈的“再分配”的社会里，什么色调、什么姿态最安全？那便是平民色调，那便是平头百姓的低姿态，沾上泥腿子的气息最可靠。钱钟书和杨绛博古通今，具有极高的悟性，当然知道采取何种待人行事的方式。
杨绛讲起话来，轻言轻语，十分低调。如“自己马列主义没有学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改造好”，“从旧时代过来，身上有旧烙印”，这类话不离口。
即便如此，钱钟书和杨绛也被揪出来过，胸前挂着牌子押上批斗会，杨绛还被剃了阴阳头。她在《干校六记》中有生动、清淡而洒脱的记叙，行文哀而不伤。
钱钟书在干校时的专职是通讯员，杨绛负责种菜、守菜园。于是，老夫妇经常在菜园相会。杨绛说，菜园子里面幽会，比旧时小说里面的“落难书生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要浪漫得多。
送信和种菜算是比较干净利落的活。也有人每天在养猪场二寸厚的烂泥堆与猪粪堆踩来踩去，夜里在蚊虫成堆的牲畜棚里难以入眠，他们写起回忆录来，又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当然也有大批被整死，更有一大批经受不住侮辱而自杀的学者。
革命深入之后，钱钟书和杨绛的房子被人霸占了。他们只好临时安家在只有十平米的办公室，特别寒酸，颇有逃难的景象。
他这寒舍仿佛存在天然磁场，反而成了好学的年轻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天热的时候，钱钟书穿着短裤和背心接待年轻人，似乎不存在文化层次和辈分之间的差距。
青年人对钱钟书的崇拜，就跟少女对丰胸的向往一样。只要一进入谈话，钱钟书就滔滔不绝，每句话都是知识和典故，夹杂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古汉语。
如果你懂法文，他就用法文交流，似乎在说：“老弟，咱俩有共同语言。”
我不得不说，这里面肯定有许多炫耀的成分。咱大家伙其实也很想炫耀，可是没有干货，只好作罢，于是假装一辈子当个谦虚谨慎的老实人。
钱钟书几乎瞧不起同时代所有名家，大学时代他就说过“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到了老年，他却喜欢肯定后辈，嘉许后辈，为后辈说公道话，给予温暖，当他发现青年人有经济困难时，常常解囊相助，颇有信陵君之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少有十几个年轻人，每月跟发工资一样，都会收到钱钟书派人赠送的二十元红包，另外还要他们收下的就是，以后不要讲道谢的话。
如此这般，钱钟书至少坚持了三年。不要觉得二十元很少，那个年代，一个月工资有六十块，待遇就算很高啦。
那些处境艰辛、生活拮据的青年人承担着赡养多个孩子与双方父母的义务，生活清苦。钱钟书的女儿钱媛已经参加工作，家庭压力相对比较小，他把绝大部分的钱拿出来救济年轻人，这真的是雪中送炭。
钱钟书亲口讲过，他不在乎钱，钱某人姓了一辈子的钱，还会在乎钱吗？
他这淡泊名利的心态，与修养有关，也与生活境遇有关。钱钟书在无锡的老宅子，大约建于百年前，占地面积二亩五，兼有明清风格和西式建筑的特点，这充分说明他从小家境优渥。
家庭苦寒出生的人，普遍虚荣，极度没有安全感，什么都想抓住，其实也抓不住什么东西，一辈子无非就是跟钱和房子斗争，最后也不过实现一点原始的欲望。一个什么大世面都见过的人，哪会在乎物质条件，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甚至苦一点也无所谓，他们骨子里真正在意的是文化和艺术，心里装着普罗大众，对苦难的人有着痛彻肺腑的怜悯。
改革开放之初，钱钟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相应的生活待遇也得到改善，他搬进了国务院高级宿舍的小洋楼。可是他家里既无明清风格的家具，也无款式新颖的西式沙发，更没有古色古香的文案，总之，除了几个书架，其他陈设一样都没有。
一个纯粹做学问的人获此待遇，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跟清华同学胡乔木对他的特殊照顾有关系。他很有来头，主席的很多稿子就是他起草的，号称中共第一笔杆子，新华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这些头衔都不足以形象描述这个人。简单的说，他是主席贴身的人。
我记得一个好玩的插曲，胡乔木有一次填了几阙词让钱钟书修改，钱钟书婉言谢绝。胡乔木再三要求，钱确实没有办法推辞，最终给他改得面目全非，胡乔木原来的词不剩几个字。据说胡乔木很不高兴，再也不要求钱钟书帮忙修改诗词。
1978年，中国派学术代表团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钱钟书是成员之一。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仍是成员之一。
1980年，钱钟书又应邀对日本进行学术访问。
三次成功出行之后，钱钟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请他出国讲学访问的邀请信络绎不绝，规格与待遇都很高，均被钱钟书拒绝，三次出行竟成绝响。
汤晏写过一本钱钟书的传记，对钱钟书的出行记叙极详，他的风度与才学读来使人颇有孔明出使东吴，面对一堂名士，语惊四座之感。
钱钟书家喻户晓的原因还是《围城》改编成电视剧并大获成功。关于婚姻围城，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挤进来，这句话被引用率极高。
最后还有一事值得记一笔，钱钟书在公开场合曾经说过，冯友兰在“四人帮”猖獗期间，对该帮颇迎合之举、攀附之嫌，说冯友兰在北京知识界口碑不佳。
当钱钟书病危时，冯友兰的女儿尽孝的意志坚强无比，想要自己父亲身后的名望洁净无瑕，冯友兰的女儿一直纠缠着钱钟书，要他更改此言论。
一个出身哲学名门的大家闺秀，对一个年迈的老者，何不讲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呢？何况钱钟书说的完全属实。
如此博学，如此悲悯，如此正义，如此淡泊，如此宽厚，如此菩萨心肠的人。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我只听说过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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