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是儒家门徒千年的理想,意为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所以最早提出“内圣外王的不是拥有超强进取心的儒家,而是举着高调理想主义大旗的庄子。所谓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家就是处理这个关系的人。政治先天性的带有阴谋和血腥气质,它恰好和道德品质水火不容。儒家门徒千年以来,始终想把二者强扭到一起,可千年的历史证明:“内圣的人肯定无法外王”,比如孔子,他的功业就乏善可陈;而“外王?的人肯定不是内圣”,比如诸多的开国皇帝,哪个不是靠阴谋阳谋取了天下?儒家面对内圣和外王的割裂,只能做一件事:干瞪眼。
王阳明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内圣外王”,只要你明白内圣外王”是怎么回事。他说,所谓内圣的圣不是外在的道德准则,而是你内心的良知。你内心的良知告诉你的是非对错就是你的道德准则,这个道德准则是按你良知的指引随时变化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良知就是《易》,易之道就是变化,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条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如果你把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你把道德规则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更大错特错了。打人违背道德,但当有人正准备把孺子扔到井中时,为了解救孺子,你只能打他。这个时候,打人就是道德的。欺骗是不道德的,但当你在无恶不作的敌人身边卧底,你对敌人倘若真诚不欺,非但不道德,而且极不明智。
“内圣是我们不被遮蔽的良知,“外王并非是可用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而是行我们那不被遮蔽的良知:立志用功,如树使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说得已很明显:只要你能用心栽培树芽,就必有枝叶花实;只要你能行那不被遮蔽的良知,就必能产生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
良知变动不居刚柔相易”,我们行它时自然也要变动不居刚柔相易”。也就是,不要拘泥执著,凡事以适宜为唯一准则。义(适宜)即是良知。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听命于君主是忠,思是一种道德品质。但在1519年,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造反,王阳明正奉旨去福建的路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抗旨不遵,返回江西和朱宸濠开战。这只是因为王阳明的良知告诉他,如果不能迅速平定朱宸濠,那江南百姓将大遭涂炭。他只不过在行良知而已。而其平定朱宸濠后来也成了他的“外王标志之由此可知,“内圣外王就是致良知。只要你能致良知,那在任何领域都能创建功业。有人问王阳明:如果在声色货利上行良知,算不算?声色货利始终是被儒家排斥的,认为它们全是人欲,没有天理。而王阳明却回答:“当然算!只要你能真切笃实地行良知,偶尔碰到声色货利,就不会成为负担,自然会去依循良知并对它作出反应。良知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无一丝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全符合天理。
心即理,符合天理,即符合吾心,“内圣外王后的功业自然而然产生,简直就是水到渠成。君王能“内圣外王,就能成为真正的圣君;读书人只要能内圣外王”,就能成为真正的人;生意人只要能“內圣外王”,就会成为富可敌国的王者。甚至是环卫工人,只要能“内圣外王”,也能成为该领域的翘楚。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人生观,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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