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读书的书友，大家好，我是于赓哲，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葛兆光先生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葛兆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本人比较擅长思想史以及宗教史的研究，他特别重视宗教思想、民俗等这些东西对中国人的影响。比方说，他重视佛教和道教，他重视儒家思想，他这里边还要谈到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婚礼习俗，乃至中国古代的风水思想、阴阳五行，而且对于史学的普及工作，他也非常热衷。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边，他说：“我不想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泾渭分明地划开，也不想特别偏重‘精英文化’或者‘一般文化’，我只是想让阅读者了解并且感受‘古代中国文化世界’。”他认为古代中国观察世界的方式影响到了今天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古代中国的文化呢？这是他要阐述的重点问题。
他这样说，“我们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了，哪些地方又还在和古代中国藕断丝连？到底哪些方面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所笼罩，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到底哪些古代的影子还支持着现代人的心灵，哪些古代的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摧毁了？”这是他需要讲述的重点的问题。
一、古代中国眼中的世界
1. 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
首先，关于“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何尊当中——“宅兹中国”。这个何尊讲的是武王伐纣之后如何经营洛邑、经营中原。那个“中国”，它并不是国家的代称，它是中原地区的代称，那问题就在于这个“中”字。
“古代中国人很早也曾经有过一种让中国人很自豪的世界观，大约是在两三千年前，虽然那时古代中国人还没有完整地到达世界各个角落，但是古代中国人也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
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
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者诸夏，第三圈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
第三，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叫做南蛮、北狄、西戎、东夷。”
这是古代中国原先的天下观。咱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位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北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东南方向都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华南地区多丛林，中国古人说那边多瘴气、毒虫这些东西，西边则多沙漠和戈壁。所以说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长江的中下游以及黄河的中下游这一带，相对来说文明程度又比较高，所以很容易就诞生出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就是文明的中心，我们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这些民族离我们就越远就越野蛮，文明等级也就越低，这就是“天下”。所以“天下”等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
2. 张骞凿通西域
我们虽然有种种证据表明中国与外部世界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跟很多民族之间都有贸易往来、文化往来，但是大规模的、尤其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对外交流一直付之阙如。那么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诞生了，他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天下观——张骞。
我们也知道张骞凿通西域。张骞凿通西域，大家都说他是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其实如果从贸易角度来说，他并不是这条路的开辟者，因为在他之前，这条商贸之路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我们在殷墟发现的玉石原材料当中有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玉，那证明当时的中原跟西北地区早就有贸易往来。
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盛赞张骞，说他是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呢？就是因为张骞是第一个正式的中国政府的代表，来到了西域，并且在西域地区生活了十三年之久，他对整个西域地区有了一个广泛的了解。他去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等这些地方，还听说过乌孙、安息、条枝、身毒这些国家的情况，而且把这些情况带回来了。
丝绸之路极重要，关键就在于它是一条文化交往之路，它是一个物种交流之路。以中国当时的文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周边的其他一些文明，比如说我们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有我们南边的东南亚，他们的文明对我们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作用，能够跟我们等量齐观，能够跟我们相提并论的文明都在我们西边，因此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在这儿。
而葛兆光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件事（指张骞凿通西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第一，它把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的实际知识，从东亚扩大到了……今天整个亚洲甚至更广的一个区域……
第二，它刺激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探索的欲望。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还有张骞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开拓西域交通，甘英到达波斯湾等举动。
第三，观察不同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与舞台，开始由中原的汉帝国变成了整个亚洲甚至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佛教的传入，更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的历史了。”中国不再是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了，它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国人的心理。葛兆光说：“除了佛教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所以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说起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常常觉得凭着文化就可以‘威服异邦’，这叫‘怀柔远人’。”
但是，话可说回来，随着丝绸之路帮我们打开了眼界，我们才了解到原来有更为广袤的世界，甚至外边的世界也不全都是野蛮与蛮荒的，有时候也非常精彩。所以到了后来，中国人有关于自己就是天下之中、自己站在了世界文明的最顶峰这样的一种观念就逐渐地出现了动摇。
所以，葛兆光说：“在像中国这样文明史很悠久的国家，只有出现另一种高度发达、可以与华夏文明相对抗的‘文明’，才可能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发生根本的影响。而从东汉传到中国来的天竺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震撼，就是世上还有两个以上的文明中心。”是这样的，张骞凿通西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而顺着这条途径过来给我们最大冲击的就是佛教。
3. 佛教与世界观
佛教先不说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首先，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在佛教的说法与理论里面，有三条就是中国文明根本不能兼容和接受的，第一，宗教权力是可以与世俗皇权并立的，并占有社会等级与价值的优先位置，宗教徒可以不尊敬皇帝，不尊敬父母，但不能不尊重佛、法、僧三宝；
第二，天下之中心是在印度，‘立竿见影’，日中无影，即天之中也；
第三，最高的真理、最优秀的人物与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不在儒学而在佛教，因此，佛教是更高的‘文明’，至少也是另一种有自我体系、自给自足的‘文明’。”
葛兆光先生接着说：“汉族中国哪里能接受这些，如果接受了，中国就大变了，就不是现在这个中国了。”
所以说，佛教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这些观念一方面对中国人产生冲击，另外一方面也让中国人感到反感。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佛教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如何最后由对抗走向协调的问题。
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我的题外话。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毁佛”。三武一宗毁佛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中古时期，因为中国的佛教虽然是汉代传入的，但是大发展是魏晋，而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毁佛运动。为什么要毁佛？无非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民族主义的原因。就是说佛教是外来文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信？第二，礼法上的原因。就是葛兆光先生所说的，佛教讲的是不拜君长，中国传统文化哪里能接受这一点？
第三，经济上的原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皇帝代表的就是一个地主集团，佛教在中古时期本身也往往是实力雄厚的大地主集团，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你动了人家的蛋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历次毁佛也往往伴随着剥夺佛寺财产，尤其是田产，以及佛寺所荫占的那些人口，剥夺这些是每次毁佛运动的一个主题。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毁佛运动本身就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冲突。
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那么从五代以后，中国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毁佛运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走本土化的路线了。葛兆光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是相当重视，我们后面就会说到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特点，不像我们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划得那么清楚，中国古代关于边界的观念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它讲究的是实际控制或者羁縻（注：“羁縻”指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在文化上，说实话，更多是一种“心理边疆”，什么叫“心理边疆”？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过来说，你如果仰慕中华，与我同心同气，那你也就是我们的一员。
“这背后，一方面是中国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就是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是最高的文化，一方面又认为只要你能够归附我这个文化，那你就是我的兄弟。所以说，既是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世界观，非常有意思。
我们继续说关于地理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受到了佛教的巨大的影响，因为在佛教的理论里边，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中国在哪儿呢？在佛教理论里边认为，“在须弥山四周，围绕着四大部洲，而中国所在的只是南瞻部洲”。南瞻部洲之外，还有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等等。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只不过是四个洲当中的一个。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天子说》。他说佛教那时候想象着南瞻部洲上面有八国王、四天子，东边有晋天子，也就是中国的皇帝，南面有天竺国天子，就是印度的国王，西边有大秦国天子，那就应该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北有月氏天子，也就是贵霜帝国的国王。所以，印度佛教徒的天下观就是这样的一个天下观，这也影响到了中国。
所以，“我们目前唯一看到的，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中国世界地图就是佛教的，像《佛祖统记》中的三幅图……这表现了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也就是说，一个是丝绸之路的开辟，第二个是佛教的进入，修正了中国人关于“中国就是天下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中国的天下观也影响了中国地图的制图学。从宋代一直到明清，地图的变化能够反映出中国人天下观的一个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亚细亚又只居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并不是浩大无边的唯一大国……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中心，四夷则有可能是另一些文明国度……应该接受‘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想法，承认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而且真的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普遍主义真理。”
二、儒家、社会与国家
在关于儒学的问题上，葛兆光先生首先指出儒家思想可能原先与巫术文化密切相关，他说孔子自己也曾经说过自己和巫觋有很深刻的关系。比方说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当中有一篇《要》，这里边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注：“史”负责古代天象观察和推算，“巫”负责古代生活中趋吉避凶、祈禳占卜）。但是，孔子却把这些理论思想升华了。
儒家建立的基础是亲情与伦理，它是首先从亲情、血缘关系入手来构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所以在这里边，葛兆光先生说古代中国的礼法真是控制得相当严格，不仅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也都在礼法的控制之下。
他说：“按法律史学者的解释，中国的法律是一种礼法，它不同于自然法，它的合理性基础来自对伦理的共识，而对于伦理的共识又建立在对亲族关系的认识上。人会很自然地因为血缘关系，承认这些‘礼’的合理性，所以也会很自然地接受它，并自觉地遵守它。于是，道德的监督者就不再仅仅是外在的监狱和警察，而是内在的理智与观念。孔子说‘克己复礼’，又说‘礼，禁乱之所由生’，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意义。而在这种意义上，‘礼’常常就是‘法’，儒家和法家本来就是一家，而‘国’也不再仅仅是外在的政府与军队、地域、政治组织，而是自己的‘家’了。”
所以说，中国人经常说“家国”，中国有关于政治秩序的很多的构想是从家庭这个范围内衍生出来。的确是这样，葛兆光先生这样的观点，我认为真的是比较合理的。
在孔子看来，所有的情感当中，那个大家无条件地公认的东西是什么？是血缘之爱。儿子爱他的父亲，弟弟爱他的哥哥，这都是从血缘当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而这种真性情引出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就是“孝悌”。《论语》里边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葛兆光指出，这种真挚的血缘亲情是毋庸置疑地符合道德理性的，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与依据，所以说它是“仁之本”。
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仁政”思想，而“仁”这个字，它的本源是什么？就是这种无条件的、自然萌发的血缘亲情。葛兆光先生接着说：“人有了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这种真感情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从爱此到爱彼，感情是可以从内向外层层推衍的，从爱自己的父兄到爱其他人，血缘也是可以从内向外层层推广的，所以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此，孔子认定这就是建立一个国家秩序和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
所以，葛兆光先生这本书为什么那么重视中国古代的家庭观念，为什么那么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你如果承认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的话，你就必须要看到儒家的“仁”的出发点就是自然的血缘关系。
另外，他也谈到了儒家思想在近代的瓦解：“儒家学说瓦解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简单地说，主要是近代化以来的社会变化导致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习惯、语言在一百年间进入中国，传统中国的皇权、国家和儒学观念开始失去了原来的土壤。
可以举出的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生活的变化引起的‘离地域性’活动，迅速的城市化，引起大家族的崩溃，因为大家族的存在要依靠共同生活空间来维持，而小家庭则瓦解了来自大家族的组织结构，也瓦解了这种血缘组织和上下等级的观念，离婚自由更瓦解了男女双方以嫡长子为中心的结构。
第二，市场的迅速扩张、经济的变化使得亲情优先的价值观，被计算中心的价值观取代。我们可以看一看目前家庭、家族的解体，像福建客家大家族的变化、香港新界家族现在的状况，就可以知道这种土壤正在流失。
第三，近代的平等、自由、民主观念和近代国家的制度，正在打破传统国家和儒家的观念。”
我在这里也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一点补充。首先，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根基于农业社会的思想，它不适合现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的需求，不适合这种工业化、智能化时代的需求。可以这么说，儒家思想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宝贵，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但是，作为整体的一个体系，想让它像原先一样从家庭生活到国家秩序全面地管起来，这事恐怕已经没有它的社会基础了。
还有，儒家思想自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了国家力量主导的统治思想，其实这点对它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但凡一种思想是靠着强力来进行维持的话，就会引发一定的反弹，引发一定的反感。
而且，儒家思想还不像宗教，它没有宗教化。所以说，它不能靠第三方力量来约束每一个人的性情，只能依靠大家个人内心的自省与修行，这样就给一些虚伪者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而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们反过头来看儒家时，觉得儒家充满了空洞的教条和虚伪的作风，也被当时人所摒弃。
三、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佛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先生又有其它的浓墨重彩的描绘，就不是天下观的问题了，而涉及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方说，佛教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震撼，佛教帮助中国人塑造了很多新的思想。
咱们这么说吧，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思想大变革时代，第一次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这个时代，第二次就是佛教进入，第三次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那么在第二次思想大发展这个阶段内，佛教思想给传统的中国的思想带来了哪些变化？他举出一些例子。
比方说“身虽朽，神不灭”。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关于“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也”的说法，但是灵魂到底去哪里、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并不清楚。而佛教来了之后告诉大家，人的死亡与生存，只是一个“轮回”，人的生命过程，却是一个延绵的过程，会经历前世、现世、来世，不停地流转延绵……这就跟传统中国把祸福因果关系算成是一代又一代的承负关系不同了。
“承负”指的是上一代的罪愆善行，由下一代人承受，这一代人不会承受，所以没有对这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强烈约束力。但是，佛教进入了之后，民间开始相信“轮回”了，你这辈子干的事，有可能影响你下辈子的命运。
另一个就是“地狱六道”。“地狱六道”说白了就是佛教思想对大家道德的约束，让大家遵守伦理、道德和戒律的规则，不要胡作非为。所以佛教当中经常有宣传地狱黑暗与恐怖的绘画，以及通俗的倡导、俗讲，这些东西让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对于人来说，尤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恐吓、恐惧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往往比劝他们向善给他们造成的印象更为深刻？而佛教关于地狱等这些观念的宣传，说白了就是营造一种恐惧感，这对于当时普遍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
第三，善恶与报应。葛先生这里边还是强调了这与以前中国人有关于承负的观念以及“报”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佛教理论认为，人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或叫“前世”“现世”和“来世”，这三世却是连续不断、互为因果的，三世都是你本人的轮回。“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所以，人要在世时就“广种福田”，就是为来世预先种下幸福的种子，来世才能有好的收获。
这些思想影响到了古代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改造着佛教。佛教要想在中国扎住根，它就必须得有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从五世纪到七世纪的历史来看，显然并不是佛教征服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在中国生存，佛教不能不适应中国。它只能无条件承认政权的天经地义，承认传统伦理的不言而喻，承认佛教应该在皇权之下，并在这种范围内调整佛教的政治和伦理规则。所以，到了七世纪的中国，佛教一方面广泛地融入中国思想世界，一方面它的思想也相当地汉化了。”
葛兆光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还特别指出了神秀与惠能的两句偈语当中展现出来的佛教的思想的变化，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两个偈语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们看一下葛兆光先生是怎么来解读的。
这个偈语来自于禅宗（“禅宗”指禅宗的五代祖师弘忍）要传宗接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传给谁？传给神秀还是传给惠能？
神秀作的偈语是这么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修养，要时刻警觉，要时刻让自己的内心不受外界俗事的影响。但是，惠能作的偈语则是这么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
葛兆光先生认为这两首寄语代表了一种思路的转换，这种思路的转换可以说是从印度佛教立场到中国道家立场的转换。请大家注意，我们一直都认为不管这两句偈语谁更高明，它们都是佛教徒之间的一个较量。但是葛兆光先生认为，不对，这是由印度佛教的立场向中国道家立场的一种转换。
早期印度的佛教是提倡个人艰苦修行的一种宗教，这就是神秀所说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佛教本来讲究的是如何让人从轮回当中摆脱出来，不再陷入轮回，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
可是惠能呢？葛兆光先生说：“中国的老庄基本上是追求心灵自由和超越的一种思想，它非常适合中国一些上层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很容易被那种害怕艰苦修行、推崇自由超越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这里边葛兆光先生就指出来了，说实际上惠能的那种思想与其说是佛家思想，不如说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佛家思想的一种渗透。所以，葛兆光先生认为，它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所接受，那种追求心灵的自由与超越本来就特别适合喜欢老庄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
所以，“整个中国佛教，特别是影响知识分子最大的禅宗，后来的思路就是沿着惠能所开创的这条思路走的，而惠能所开创的这个思路只不过是披着佛教的外衣，实际上是长在老庄的根上的。神秀的偈语和惠能的偈语，实际上就意味着从印度禅学到中国禅宗的分界线。”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道家思想，葛先生也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他说，“诸子百家大体上关心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宇宙，天地怎么是这样的，这样的天地有什么意味？一个是社会，社会怎么变成这样了，怎样才能是一个最好的社会秩序？还有一个是关于人，人怎样才是最好的状态，是在秩序与规矩中互相和谐，还是超越社会成为绝对自由的人？”这是诸子百家争论的一些主要的话题。
说到道家的时候，他就说，“道”字从“首”从“走”，一个“首”，一个“走”之底。这两个字，一个字有“开始”“起初”“领头”的意思，比如“元首”“首先”“首当其冲”，一个是和“行走”“运动”“道路”等有关。而“道”字还有一个意思，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话，比如常常用的“说道”“道情”。我们认为这三个刚好都与老子的“道”相关，“道”是一切的原始的出发点。
他评价庄子说：“很多人都觉得庄子是在批判人间的黑暗，其实不全对，庄子更注重的是人在种种绳索捆绑、种种欲望冲击的现世怎样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如果人能够对政治、生死、利禄‘无心’，那么你不会为得失、福祸、死生等而烦恼。人就在内心中自由了。
真正的自由是心中的自由，追求这种心中的自由，庄子觉得需要‘无心’。什么是‘无心’？就是一切不系挂在心上，这在庄子那里，也叫做‘心斋’，好像心灵处在一种平静和淡泊的状态中，没有激动，没有愤怒，没有贪婪，富贵如浮云，于我何所有哉？这种境界，又叫做‘坐忘’，庄子觉得这是体验宇宙人生之‘道’的唯一途径。”
另外，道教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葛兆光先生指出，“最深刻地表现中国社会生活传统一面的，而且最本质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人性观念的，可能不是儒家思想，也不是佛教，而是道教。为什么？因为道教的全部理想，就是对永恒生命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很本质的。”
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中国人的处事的态度。应该这么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有时候也有出世的思想，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的人秉持的是一种入世的思想，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眷恋和热爱。这里边当然也包括对现实利益的一种追求，是很实际的一种思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道教跟佛教不一样，佛教更多地讲轮回、来世这些话题。但是道家体现为对长生的追求，体现为对现实的好处的追求，这是非常本质的一种思想，也特别能展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因此，他说道教能够充分地展现中国普通民众的宗教愿望，中国人都是在家庭、家族、家乡中生长，也是要在这些环境中寻找安全感的，所以个人的幸福、家人的健康、子孙的延续、家宅的平安，都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他们相信宗教的主要原因。
结合葛兆光先生所谈的道教，我顺便说一下他的另外一本书叫作《屈服史及其他》，它讲的就是道教的发展史，在这里边，他有个很有趣的看法。我们也知道，道家和道教有区别，道家诞生很早，道教诞生则相对来说比较晚。
原始道教跟太平道、五斗米道这些密切相关。而“原始道教”为什么叫“原始道教”呢？不仅是因为时间早，更关键是它原先没有找到自己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比如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有个共同的问题，怎么呢？刚开始，它们都是一种逆国家化、逆军事化的组织，它们的组织模式就是模仿国家、模仿军队，而且很快就走上了与政权相对抗、与皇权相对抗这样的一条道路。
卧榻之旁能容他人酣睡吗？所以为什么汉政府一定要镇压黄巾军呢？曹操为什么一定要打五斗米道？恐怕与这种逆国家化、逆军事化的组织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等到五斗米道、太平道失败了，孙恩卢循起义失败了之后，道教也就走上了一个自我革新、大变革这样的时代。
第一，他们要与原来太平道的那种组织模式划清界限，并且他们从组织模式上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谁呢？佛教。佛教一进入中国，先走上层路线。
第二，佛教还有一个特点，佛教用佛寺这种形式来组织自己的人众，而这个也被道教所学习了。你看后来佛教有佛寺，道教有道观，你有僧人，我有道士，你有出家之路，我也有出家之路。你不觉得越往后发展，从组织模式上来说，道教越像佛教吗？这两个宗教就是这样互有影响、互有渗透。起码在组织模式这个方面，道教是开始模仿佛教了。
道教也开始把理论向着上层社会最喜欢的那个方向发展——追求长生、炼制不老仙药。这些东西对上层社会的人来说，第一，他觉得你现在这个组织模式对我们没有影响了，然后你的理论又很符合我的现实需求，因此道教也就开始与上层社会和解了。这是一些很有趣的历史的现象。
在结语里边，关于文化，他说，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这观点很有意思，他把“文化”和“文明”两个词区分开了。文化更多是标志着每一个民族的心理边界，就是有我这样的文化，就是我这个族类，不是我这个文化，就不是我这个族类，强调的是差异性。可是文明越发展，就让各个民族越接近，能够减少民族的差异性。
葛兆光先生认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所以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
“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是这样，世界的文明就是你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应该承认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也能够创造出丰硕的精神成果去影响世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让大家更加趋同，让整个人类更像一个大家庭。
这大概就是我对于葛兆光先生这本书总体的印象和理解，对与不对，请大家斧正。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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