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五)

原创文/刘满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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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父亲的早逝

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下旬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那场罕见的大雪灾形成之时，已高中毕业插队落户到多伦县上都河公社炮台大队的我，接连得到对于我来说是两个“天大”的消息：一个是天大的好消息，即十月二十五日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播出的国家恢复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从当年冬季开始，全国大部分大中专院校恢复招生，考试时间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历届知青和社会青年均可报考；另一个是天大的坏消息，父亲病危，已确诊为肺癌晚期，住在锡林浩特老盟医院已一个多月，让我速回……

全国招生制度的改革，再不靠推荐和手茧薄厚定夺上大中专院校的考试制度的恢复，使我欢欣鼓舞，使我精神振奋，使我看到了未来的前途和曙光。公社各队的知识青年们无不兴高彩烈，奔走相告。然而，父亲病危的家信却使我心急如焚，原本跃跃欲试，拿定主意一搏高考的亢奋情绪一落千丈。我一边默默祈祷着父亲战胜病魔等我回去，一边把炮台五队队办小学复式班（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的教学任务暂时交给关老师，徒步十多里地赶到榛子山大队一队的道班路口，急匆匆地坐上由多伦县城发往锡林浩特的客运班车。谁知行至灰腾河时，一米厚的大雪把路堵的死死的，呼啸的白毛风刮得天昏地暗。司机看到天色已晚，不敢冒行，便歇脚在此把旅客们安排在供销社的几间破土房子里住了下来。次日由推土机开道，七十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目的地。

来到盟医院父亲的病床前，看到已让病魔折磨的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可怜的父亲，仰面躺着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母亲紧紧抓住父亲的手，她强忍着泪水把我让坐在父亲的床边说：“他爹，咱三儿子回来了！”

“爹，我回来了，爹，你千万要挺住啊！”我梗咽着，禁不住已是泪洗满面了。

父亲艰难地睁开塌陷在眼眶中的双眼，微微露出企盼的笑容，微弱地问：“三子儿，下乡三个月了，你们都干啥活？和爹汇报汇报。”

“爹，我们挺好的，刚去时在生产队割麦子，紧接着就开始打场。现在队里安排我教复式班，当小学教师了。”

“是吗，俺三儿子有出息了！”父亲接着欣慰地强调：“那可要好好干呀！多虚心和其他老师学习，你这次回来是不请假啦？”

“就是。爹，我想多陪陪你，不想那么快就回去！”

“你说啥？”父亲生气地睁大了眼睛，“你陪我有啥出息！队里给你安排那么好的工作，你倒想放弃？”

“不是…不是，爹，我是想和你多待些日子。”

“啥不是？住上几天你就赶紧给我回去！我没事，你不能耽误人家孩子们上学！”

“行，行，我听爹的，过几天就回去。”我无奈地应承。

妻子、儿女们一个不少地守在身边，父亲的症状果真轻了许多。第二天，皮革厂领导班子成员前来医院看望父亲，他抓住厂长的手心不甘地说：“我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初五来到这个世上，今年才五十虚岁。老天爷哪怕再让我为党工作十年，我也就心甘了！”显然，父亲病的程度他自己心里明镜一般，撵我回多伦是怕我丢了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岗位。

就在我收拾东西打算返回多伦时，父亲突然和母亲说：“他娘，我特别想吃扒肉条，好几年没吃猪肉了吧！”

“行，行，我这就回家给你做去！”母亲心里一阵高兴。父亲已快半个月不怎么吃东西了，只是靠输液维持着。想吃扒肉条分明是病情好转的表现。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异常的病情好转和食欲的突然出现，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是可怕的“回光反照”……

十一月十二日，我违愿地坐上返乡的班车，心想参加完高考，等队里学校放了假我再回来陪父亲。然而，这一别却是永远的告别，是永远的骨肉分离……

高考一天天临近。我为了抓紧复习迎考，回队后没有和关老师接手复式班的教学，而是和本县下乡准备迎考的几个知识青年在一起复习，以冲刺全国统考。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也为了毕业工作后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我自信地填报了内蒙古农牧学院本科专业志愿。可就在临考前两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收到了装有孝章的家信。噩耗传来，我顿时瘫坐在队部的小土炕上，失声痛苦起来……特别是当我泪水洗面地看完让我心碎的家信内容后，我近乎疯狂地锤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喊着、嚎着、吼着…坑慨地嚷着：“爹啊，爹！你为啥不让我陪你走过你人生的最后日子？你为啥让我提前回来？你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啊！你让我去哪再看你最后一眼！？接着我又撕心裂肺地内疚起来，两手紧握的拳头狠劲地锤打着头部，大声和父亲道起歉来：“爹呀，爹，不怨你！是我太傻，是我不孝！我就那么听你的？你在医院，我到家里躲着，就说我已回多伦了，这样不就能见上你了吗？！”……一切都晚了，遗憾、后悔、坑慨、内疚…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只能是亲情思念的积聚和抒发……

后天就要高考了，我难以从悲痛欲绝中自拔出来，我已无心参加那所谓改变命运的高考了，在呼啸的寒风残雪里，我独自跑到五队前面的炮台山上，坐在那碎石堆起来的敖包旁，呆呆地凝视着锡林浩特方向的地平线……

“

小刘，哥觉着你应该振作起来，人死不能复生，既然你已经报了名，就应该坚持把它考下来，听哥的，啊！”与我一同复习的炮台二队队长董立华根跟上山来，怜心相劝。

“对呀，小刘，小董说的对，你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告慰你爸的在天之灵。走，回队部去，咱们明天一块上考场！”尾随其后的四队队长郭金祥也一再劝慰并为我鼓劲。

十一月二十六日开考后，我坐在多伦二中的考场里，泪如泉涌，瞅着模糊的考卷，手中的笔颤抖着，思绪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控制不住的眼泪接二连三地掉在试卷上，心不在焉的我呆坐着心思早已走了神，我在努力地回忆着父亲积劳成疾的患病过程……

…………

一九七零年军管会驻厂军管组为父亲落实政策后，头顶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虽然摘掉了，但政治陷害的无情摧残致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饭量越来越小，而且饭后不停地打嗝，长长出口气才能得到一些缓解；顽固的神经衰弱常常使他彻夜难眠；虽然工资由每月的42元涨到54元，但每月9元的人头生活费依然是捉襟见肘，一九六八年为凑路费让母亲回老家和陶师傅借的50元钱怎么也挤兑不出来；大哥每月虽有20.5元钱的学徒费，但他也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这笔支出从何而来；母亲一九七二年背上长了“搭背”（疥疮的一种），碗大的溃口流脓不止，半年多时间久治不愈……这些生活的穷迫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但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男子汉，在妻子儿女面前他又不愿露出半点气馁的情绪。长年累月的心志俱伤使致病因子在他的体内积聚着。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日，在为大哥操办完婚事后不久，父亲就病倒了。起初他的眼珠子和浑身的皮肤泛出了黄色，小便像浓茶一般，全身乏力，闻到油味就恶心，经医院诊断，父亲患的是急性黄疸性肝炎。因无钱治病，母亲给他用了“熏黄”（用青蒿艾草点着了熏）的土办法，根本无济于事。一九七五年四月，父亲由二哥陪着到呼和浩特的内蒙医院做了进一步的确诊，结果是慢性肝炎和中期肺癌。母亲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面如土色，惆怅地和父亲说：“他爹，你干脆别上班了，请假回老家找那个当年给我治鼠疮的老中医看看吧，中医也许能去根!

“唉—这越渴越是盐水，我去呼市看病花了个一干二净，拿啥再回老家瞧病去？”父亲不愿再借钱了。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去看病呀！我再去和陶师傅张个嘴。”

“他娘，你别去了，欠下人家陶师傅50元钱好几年了，还好意思再去张嘴！”

“我抹下脸来再去碰碰，咋也不能等死呀！”

好心的老乡并没有拒绝，他毫不吝啬地又借给了50元钱。在那个年代，100元钱那可是大债务呀！陶师傅能够在我们这个家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而且多年不索要债务，直至一九八一年我参加工作后才彻底还清了这笔债务。每当提起陶师傅这个厚道的老乡，母亲都要感激地说：“他可是我们的恩人呀！”

一九七六年初春，天气咋暖还寒，我陪着父亲踏上了回乡之路。在途经哈巴嘎打间住宿的破旅店里，我无意中的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父亲那颗近乎无望的心，对于身患癌症的父亲，可谓是雪上加霜……

我的舅舅当年在锡盟机械厂“下岗”后，又到锡林河水库的工地上干了半年多筑大坝的活。之后，他带着外祖父辗转至宝昌的五面井公社。一年后，由于外祖父身体不好，天天念叨着“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千里回老家”，帅气的舅舅，为了尽孝道，忍痛割爱地甩下相处多时的漂亮的农家姑娘，陪着外祖父落叶归根回到了家乡。外祖父去世后，舅舅已成了难娶女人的光棍。在那贫瘠的“毛糕之乡”，守望黍田的庄稼汉子，任凭你长得再帅气，没有一两万的彩礼，就别想退出光棍队伍。好在死了丈夫扔下一大堆孩子的寡妇相比之下条件要低些。生性活泼、记忆力超群且善于说书的舅舅，只能屈就于一个李姓的寡妇之怀，永远失去了拥有亲生骨肉的机会。母亲心疼为他人“拉套”的弟弟，她经常喃喃自语：“我的三个儿子要是有一个随弟弟的姓该多好，或者过继给他，他就不至于无后了。”其实，母亲也就是说说而已。尚且不懂传宗接代意识的我爽快地许愿母亲：“娘，让我随俺舅舅的姓不就行了吗？”母亲顾虑一笑，不作回答，我也不知母亲不作回答的意思。

如今和父亲回家乡看病，正好可以到舅舅家听他给我讲《胡延庆打猎》的精彩故事了。激动之余，我在旅店的土炕上钻出冰冷的被窝恳求父亲：“爹，把我送给舅舅姓武吧，他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父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惊呆了，他的脸色一会比一会难看。可能父亲以为我这幼稚的问题是母亲唆使，他表情痛苦地长叹一声：“哎——看来我是孤雁单飞呀！”

回到老家，父亲一直懒得理我，他住在东高庄村的姑姑家养病。急着听故事的我，来到前堡村的舅舅家。可与我想象截然不同的是，眼前的舅舅已不是过去印象中那个聪明、机灵，能将《胡延庆打猎》背的滚瓜烂熟的舅舅了，他木讷的像鲁迅笔下的润土，懦弱麻木，没有多少表情，同一九六八年母亲带我们回来时见到的那个踌躇满志、意气奋发的舅舅判若两人。

哈巴嘎旅店里我向身患癌症的父亲突然冒出的“背叛之言”，深深刺痛了他那颗绝望的心。后悔呀，我后悔！后悔当时我作践了父亲的内心世界，使他猛然产生了无助的孤独感，孤独到只能用“孤雁单飞”的字眼来倾述他那颗凄凉的心……纵使他有把我过继给舅舅的大度，我也不应该在此时此刻向他提出呀！这是我一辈子的后悔，也是我终身的内疚！……

那个能够根治老鼠疮的老中医早已下世。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忍受癌症折磨的父亲，在东高庄村的姑姑家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形势，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收听着天安门广场那起本来是悼念周恩来总理自发活动然却被歪曲为“四.五”暴乱事件的广播。在庆祝党的九大召开的欢呼声和天安门上空的烟花海洋里，有多少党的忠诚成了“遗臭万年”的冤魂！

…………

考场的铃声响了，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我还痴呆呆地坐在那里，考桌上是一张湿透了的考卷，除了泪水，见不到答案。“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第一门考试就这样落幕了，接下来的考试我索性就没去。

农历十月一日前，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匆匆赶了回来……

原来在我返回多伦的第三天，父亲经过那症状缓解的“回光反照”，活生生窒息而去。临终前，他不让母亲离开他半步，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让她把耳朵贴到嘴边，微声嘱咐：“他娘，我死了你就没有经济来源了！让咱闺女别上高中了，二白子下乡在城关指不上，让荣荣到盟冷库干点零活添补家里，这也是无奈之举，我不放心你呀！……伴着两行心碎的眼泪，父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在皮革厂为父亲召开追悼会的悼词里，介绍了他短暂的、平凡的、曲折的、革命的一生……

踏着一九七七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罕见大雪，父亲孤怜怜地沉睡在锡林浩特的东山墓地里……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父亲与母亲“并骨”时，离开我们已长达22年之久的父亲遗体，一身蓝黑色的中山装虽已风化，但还依稀可见；上兜里插着的钢笔已秀的难辨；脚上穿的是一双再普通不过的围口布鞋；早年被称为“三大件”之一的手表，父亲居然都没有享受过。

英年早逝的父亲，用他一辈子的艰辛为晚辈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当他的儿女们逐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有了电视、冰箱、手机、电脑……住上崭新的宽敞的舒适的楼房，过上了父辈们做梦都未曾想象到的幸福生活时，虽阴阳两重天，但他的在天之灵在为晚辈们高兴、祝福，这是天下父爱的天性……我们永远怀念您——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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