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是实际是在问，蚂蚁或者蜜蜂对人类社会的隐喻、联想，到底是明证性与偶发性？
作者认为：
蚁丘与蜂巢跟某种社会类型、某种统治或治理形式之间产生的关联，正如所见，本身就是偶发性的。
但从形象上却看不出这一点。
虽然：
紧抓传统话题不放在今天也还是很常见的。其明证性是势不可挡的。
一个对城市都会区的卫生、对可持续的经济、对环保、对临时运作的组织、对监视人群或对交通系统表态的昆虫研究者，拥有找到共鸣的最佳机会。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
“向蚂蚁学习”，这句格言的意图始终是正确的。
点解？
在科学史的转变过程中，形象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们可以反对福楼拜的神父说，蜜蜂绝不能证明君主制，反而证明了共和制。
所以：
由此导致：概括而来的差异使特定的蚂蚁认识史和文化史变得不可或缺。
必须从认识史的角度指出，昆虫学尤其是对蚂蚁研究的总体趋势和范式转换，对于蚂蚁社会形象的构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昆虫学为其社会学画卷所使用的画布、调色板和画笔，自身也在不停变化，不仅受制于该研究领域的进步或退步，还受制于主流的社会自描述方式的吸引力或偏好——或是共和制，或是极权国家，或是自由主义群体——这激励了研究的进行，并将其转向特定的形象。
这也带来了不良后果：
我还会详细介绍对这条法则及其对于我们社会自描述之意义的富有启发性的争议。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科学、文学、大众传媒中已经形成了糟糕的印象，觉得对社会性昆虫的研究总是会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相关。
实际是想说，研究不客观、不科学吧（O(∩_∩)O哈哈~）：
这种转化的暗示一方面使得普罗大众对蚂蚁社会形象的观点产生兴趣，另一方面，这种时刻准备进行明显类比的做法，已经属于其形象的修辞效果之一了。这两方面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增强。
因此，从研究方法上：
因此，必须对社会性昆虫的文化和科学史进行立体观察：将加倍的目光投向诗学，投向昆虫学认识论，投向形象和传统话题，投向理论和模型。
那么，到底蚂蚁是什么制度呢？
只要你正确地去看，就会迅速发觉，蚂蚁社会描述了一种秩序的样本，它既不是君主制的，也不仅仅是等级制的。
蜜蜂也生活在社会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可以使例子的作用更加鲜明：它对蜜蜂的情况作了另一种侧写，从而使君主制的国家宪法具有偶发性。
君主制因此既不是神所赐予的，也不是无可替代的；既不是不可或缺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对蚂蚁的观察成为启蒙与批判的发生器或催化剂。
而随后，作者也提出了蚂蚁研究的重要性：
对蚂蚁的观察成为启蒙与批判的发生器或催化剂。对于将人类从康德所诊断的咎由自取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它作出了重要但却被低估了的贡献。
观察社会性昆虫所能引发的颠覆性后果，只有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可以比拟。因为它明确指出，所有“国家宪法”都是“手段”，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发明的手段”。恩斯特，蚂蚁的观察者，确认说：“国家宪法是很多样的。”
对蚂蚁和蜜蜂之国的描述支持了这种多样性的存在。
其实，这也是赋予了人类真正的自由，也就是选择自我命运的自由：
因此，社会性世界的建构可以被修复，可以被翻新，也可以被全面改造，或者被全部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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