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是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第八年。
这一年,使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结束已有四年。然而,动乱虽已结束,国家却不安定。
这一年,李白离世已有五年,高适离世已有两年,严武离世亦已两年。
这一年,杜甫年已五十六,却一如往常,飘飘荡荡。
这一年,并没有大事发生。
只是这一年的这一天,是传统的重阳节。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在离家万里的夔州,独自登高远望。人生中的一切遭际,生命中的种种感怀,似乎在那一瞬间,汇聚到了一起。
按照惯例,律诗的首两联都是写景的。这首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当然也是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言“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于是,“迅疾的秋风”不仅令人身冷,也令人心冷;“高远的天空”使人视野开阔的同时,也使人感觉到自己的孤单渺小;“江峡的猿鸣”是“啸”,而且是“啸哀”;“水中的小洲,岸边的白沙”也让人感到凄清寥落;“疾风中盘旋的鸟”像极了在动荡的时代中无所归依的老杜自己。“秋天叶落”本是自然规律,“江水流淌”本是自然现象,然而,一出口,一落笔,就有无尽的愁。更何况,“无边落木萧萧而下”、“不尽长江滚滚而来”,铺天盖地的愁,随着秋风,随着江水,铺天盖地地来。
是什么愁,这样的浓,这样的重,这样的深,这样的广?弥漫了大地长天,覆盖了高山远水。
他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是季节吧。自宋玉那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始,文人悲秋,便成自然。睹落叶而伤逝,见秋风而伤怀。其实,干秋何事,不过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多情人自古多烦恼。
夔州不是他的家,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年少时的流浪叫漫游,是“读过万卷书”后的“行万里路”,为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年华老大,一事无成,归不得家,亦无定所,这就是漂泊。他说“作客”,可不是客居他乡么。他说“万里”,夔州距京兆,虽不至万里,亦言其远也。他说“常作客”,久漂泊,自48岁弃官入蜀,安定不过两年,又是,今年在这里,明年在那里,浪荡江湖间,于今已有八载。
重阳登高,应当在故乡的啊,他不在。应当携着亲人一起登高啊,可他是“独登台”。人们登高是为祈求长寿,祈福避灾,可他又老又病,又无人照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这是他的身世之悲,然而,也不仅止于身世之悲。
“艰难苦恨繁霜鬓”。让他愁白了头,已过知天命之年,却依然引以为苦恨、耿耿于怀的艰难,不仅是个人的,更有社会的、国家的。
老杜,也年轻过。他也曾是少年,立下过鸿鹄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曾豪情满怀,相信“会到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十载长安之旅,更是让他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赤裸裸的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对抗的强权——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肝肠寸断的生离——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安史之乱”又让他亲身经历了动乱中的国破家亡、亲眼目睹了战争中黎民百姓的悲惨人生。岂不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岂不闻“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泥尘”;岂不闻“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我想,在那些个飘飘荡荡的日子里,他一定曾像屈原一样,“长太息以掩涕兮”,只为“哀民生之多艰”。
他是个多情且长情的人。丰满的理想尽管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一败再败,他却从未放下过想要守护的国家和人民。所以,科举两次落第,他未曾灰心;献赋投赠,只得一看守兵器的小官,他也未绝望;纷纷的战火中,孤身投君,也不过想为乱离中的国家与黎民,倾己之力;即便真正弃官,一场秋风就勾起了愁思,他呼喊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聚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生命流淌着一股深情,有人给了爱情,有人给了梦想,有人给了家国,有人给了众生……老杜则把这一腔深情给了他所热爱的国家和生民。“国泰民安,阖家团圆”,当是老杜这一生的心愿。然而,有生之年,他未能看到。于今垂垂老矣,依然意难平。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他病逝于自潭州赴岳州的一条小舟上。若他在天有灵,是否知道,他足迹所至之地,如今,都是繁华的大都市;他忧之思之的国家,如今,繁荣昌盛;他念念不忘的人民,如今,也都安居乐业。华夏大地,曾经饿殍遍野,曾经满目疮痍,曾经任人欺侮,却无还手之力,如今,河清海晏,即便有天灾人祸,也有对抗的勇气和实力。假若,时空可以穿梭,多想让杜甫看一看现在的中国,多想对他说一句:“老杜,这盛世如你所愿。”
老杜,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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