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话题。也是我无法回避的心中之痛。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从中获得了大学入学的机会，也从中获得了惨重的教训。打个比方，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自己在一个无比艰险的悬崖上向上攀登。与其不畏艰险，继续向上，克服自己认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到达顶峰，我选择了懦夫式地放弃。结果在跌落下去时却幸运地被树杈接住了。又有了第二次机会。
当年我们接到高考通知时，许多人看到了希望，马上开始复习准备。省里还派来了老师在每天晚上给我们补课。我当时第一是没认清形势，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认为不一定哪天又会有通知下来，取消这一切。第二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学业已荒废了近四年，怎么可能再恢复？第三是担心大队会对我们秋后算帐，整我们这些想参加高考的人。抱着这样心理，再加上工作特别忙，再加上大队的确不支持，我的复习效果可想而知。后来才得知，其它两个队的队长们，包括升官的刘阳们，都已在大队的默许下悄悄回城，或直接坐在办公室里全天侯地复习。我的一个已经转到盘锦以外的青年点儿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说，他家当时为了让他好好在家复习功课，闭门谢客了数月，直到高考前几天。有这样的决心，能不成功吗？而我当时听到的，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的老王队长曾对我说，“这要是再这样下去，明年大伙都得去捧书本儿了！”这是我所听到的世界上最愚昧的“再教育”之一了。后来我也收到了大队领导的谈话。大致是要继续安心工作。明年我可能会被提拔为大队干部。结果是我每天白天要带人下地干活，晚上常开会，记工分。记得在黄良平和杨竟回沈阳家里复习前，我曾帮他们用棉被遮住窗户，以免夜里灯光外露，让大队部的人看到“影响不好”。我自己由于对此三心二意，一直没有为了学习而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反而是为自己的懦夫行为找到了客观理由，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
高考大限临近时，大队突然接到省里的通知，质疑他们为何还在继续搞极左那一套，阻挠学生复习。大队决定紧急放假，放我们这些已报考的考生回沈阳复习。此时离高考还有七天时间。我感到这回这个社会是动真格的了。可惜时间已临近，这时的心情真可以用“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来形容。我当时意识到没有正确认识这次高考的意义，是我可能错过这次意外出现的机会的主因。由于我在中学时的学习基础打得还算扎实，在考场上竟然又来一次“傻子睡凉炕”。记得在答数学试卷时，在答完了所有考题后，一位监考老师还过来问，你不试试后面的选答题？现在回想起来，那选答题只不过是高等数学课里的导数问题。如果在中学里稍微接触一点是可以对付的。后来出了考场一对题才发现自己的答案错误百出。都是没好好复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次高考看似艰难，但如果不畏艰难，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去复习，考试的结果会比我当时的结果好得多。
到了大学的班里才发现，尽管我们七七届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但绝大多数是1958年后出生的。我算是大龄青年。在成绩相近的条件下，各学校优先录取年龄小的考生。由此可见那十年耽误了多少人可贵的青春！
这里加上一个小插曲。从我随父母下乡到再回城，由于父母让我延缓毕业，我已经比我的中学同学大了两岁。到了大学，这个年龄参变成了四岁。等到了出国念研究生，由于我已经工作数年，这个年龄差变成了十岁。等到开始在美国工作了，由于我读博士要比别人读硕士又多几年，这个年龄差就是十五岁了。在每一个时间段里，我都与同学或同事合得来，也几乎不分伯仲。结果是，人家没有意识到我的年龄比他们大那么多。连我自己都下意识地认为我和他们是同龄人。我在马拉松和铁三等比赛中的名次往往比我的朋友们好，因为我得以参加到更高的年龄组。还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对老年人的年龄对照组实验吗？其实我本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例。
由于文革后百废待兴，大家有对这次上大学的机会极为珍惜，所有人都拼命努力地学习。其中很多故事以后再说。说说直到我完成所有的学业，在我目前就职的公司工作了。这家公司大约有一千人，总部位于纽约。在我们所学专业里名声显赫。因为一个著名的水力学公式，海森-威廉公式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海森先生的父亲发明的。公司里大约有十几名中国人。除了我以外，他们之中来自北大和同济的各一人，剩下的，全部来自清华。这里说的是本科毕业学校。我们后来又都在美国的名校（排名前50名的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和他们算是殊途同归。当年如果我有那个胆略，干脆不顾后果地离开西海去复习，也许会去一个好学校，得到名师的指点。在那艰难的时刻，我没有破釜沉舟，去做最好的自己的勇气，选择了放弃。但在后来相对不需要勇气的时候我靠着几倍的努力又赶了上来。从这里，我学到了在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最难的是首先战胜自己，绝不应怨天尤人，应该绝不放弃。你想要攀登的高峰往往就在你下一步的努力中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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