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五篇 （二）

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五篇 （二）    金弢 

建子很早就算过，到了母校八秩华诞，他也该年逾花甲了。

供给制：

我们 77 级入学进了北外，学生食堂实行的是 “供给制”。北外的学生食堂都两个，对着图书馆的那个是英语系和东欧语系的，剩下的系就在大礼堂下面的那个食堂。挨着这个食堂拐个弯儿就是教工食堂，我们学生跟它无缘。

所谓的 “供给制”，就是学生用餐时使的不是饭菜票，而是餐券，每张餐券儿上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餐，吃饭时，把当时那顿的票子一给，每人得到一份伙食。至于吃什么，饭带什么菜，均由食堂决定； 原则上，给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家庭人均收入在30元以下者，学校发助学金。想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必须向系里提交一张由父母单位出具的父母工资收入及家庭成员情况的证明。经济条件不达标者才能享受助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工资每月也就在50至60之间，普通工人的收入一般都不到40元，加上那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家里5、6个孩子不算多，因为赶上了 “抗美援朝" 战争，国家提倡多生多育，谁家母亲生了十个孩子就是 ”光荣妈妈“，家里可以得到额外肉票、糖票、鸡蛋票。所以学生家里的人均收入一般都在三十元以下。我们慢班的两个班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一个是来自辽宁的同学，据说他爸是省委干部，还有一个的家长是中央委员，还有小时候周总理抱过的照片。我之所以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每月去财务科为全班同学领发餐券是班干部的任务。

助学金每人每月 20 元，其中 18 元作为伙食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直接划账，也就是说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目钱。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学校用餐，就是不拿助学金的，也强制缴纳 18 元的伙食费，跟其他同学一同吃食堂饭，那时强调的是：“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剩下的 2 元钱是每月全部的零花开销，发到每人手里。每到月初发钱时，同学们都会很兴奋，大家有一种小时候到了过年拿压岁钱的感觉。发完钱，大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富有。

我们 77 级的同学除了极个别的，大多数是历届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象我自己，考上大学之前已做过一年的小工，当过三年的知青，在经济上已经独立过，已习惯了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生活。即使到了大学，没有了收入，但已经不再好意思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个月的 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为除了吃饭，学生日常生活所有的开销都指望着这 2 元钱。发钱时大家的兴奋，就情有可原了。

因文革的十年动荡，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虽然非常的贫困，但很多福利项目依然存在。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每年加深，系里可以每年给学生免费配一副眼镜，我的近视眼读本科时基本上每年增加 100 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尽管那时国家与个人钱都不多，但系里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记得那时系里管我们生活的老师姓崔，大家喜欢叫她小崔老师，因为她的个子 1 米 50 左右，50 来岁，把我们的生活管得很细，关怀得无微不至，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刚到北外时还不会德语，大家老用英语说她 very kind。

记得我们外地学生到北京的那天，我是夜里十点的火车到的北京，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大轿车等着我们。到学校都快半夜一点了，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拉下。去学校的路上，校车走的是长安街，静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都哭了，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就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校园里尽管很黑，但看得出来，校园收拾得很干净。车首先停在了靠近学校大门的 4 号楼前，是男生宿舍楼，先让男同学下车。下车前我从窗玻璃看到宿舍楼的墙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草的痕迹。虽然半夜三更，但系里管生活的老师一直等着。一个房间住四个学生，两位来自辽宁的同学前一天已经到达，我跟一个福州的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都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样过的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到了夜里会零下20 多度。真把我们吓了一跳。第二天，学院后勤组的老师把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除了法定的眼镜费，到了换季的时候，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向系里申请衣服费，特别是南方的学生到了入冬得加冬衣。但是很少有同学提出这种申请，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在校时，我就穿过打过补丁的松紧鞋。碰上到了假期因没有钱买火车票，外地的同学暑假一般都留在学校自学。如实在有困难，而且已经较长时间没回家了，可以向系里申请火

车票补贴。那年头虽然物质匮乏，但大家拿自己的过去比，都觉得已生活得很好了。我插队时，时常连饭都吃不饱，到了青黄不接时，没菜吃，吃过南瓜叶子、番薯藤。到了大学，虽然吃得差，没有大鱼大肉的，但起码能吃饱。更主要的是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我们的伙食第一年实行了供给制后，第二年改成了配给制。由于文革结束，生产上去了，经济有所好转，在伙食的配备上多了一点细粮。菜券不变，每顿还是每人一张，食堂给什么就吃什么，但是饭票分成了粗细粮。米票和面票属细粮，粮票属粗粮票。米票可以买面食和粗粮如窝窝头，面票只能买粗粮而不能买米饭，米票则什么粮食都可以买。对我们来自南方的同学，一般粮票都用不完，吃玉米面还是很难习惯，我们吃了一辈子的米饭，别说窝窝头，面食中除了饺子和面条，连包子和馒头都吃不惯。我往往是吃馒头才二两，吃打卤面，八两。

上午有四节课。平常上完第四节课大家慢悠悠地走去食堂吃饭，然而一到了吃饺子那天，有的同学会跑得特别快，一开始我们不明白有什么好抢的，后来才听说了北方人吃面食讲究的是头锅饺子二锅面，让我们南方同学长了见识。也有个别的同学聪明过人，那还是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赶上了吃饺子，一顿的量嫌吃不够，就拿第二天中午的餐券去冒混，拿回第二盆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他便泄露天机。同桌的大家觉得这种不义之财应该共产，瞬间抢得一空。我看那同学这种坏事儿也没干第二回。

我们是伴随饥饿长大的一代！从六O年有记忆开始就是没的吃，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白米饭吃不上，在缺肉的情况下，胡萝卜丁煮饭吃久了，一打开锅盖，气味让人恶心，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生孩子才发一点鸡蛋票，整条街，孩子个个面带菜色。当了知青享受国家特照，每人每月一斤肉票，提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等了。知青带队干部杨伯伯，老共产党员、北京农村人，因表现好、人缘好，队里也发他一斤肉票，买了肉，不舍得一顿吃完，留着一半想明天再享受一次，就是睡不着，半夜起来吃光，一觉睡到天亮；77 年考进北外，实行供给制，吃窝窝头，喝棒子面儿粥，菜里见不到肉，带点肉末就算荤菜、好菜了，米、面算细粮，受控制；考上研，每月发半斤油票，宿舍里煮挂面放上一点，满楼道的同学高声嚷：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饥饿的年代，大家对一点菜籽油都那么敏感，还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呐。

那时候，普通居民每月粮票是 24 斤，中学生 28 斤，我们大学生是 34 斤，其中米票 10 斤，面票和粮票各 12 斤。女生胃口小一般都吃不完。前几天有校友女生开我的玩笑说女生给我们男生塞纸条，其实那个时候没必要塞纸条，塞米票面票就行了，这种效果往往要超过纸条，会更让男生感到温馨。如果一个女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以关心他的生活为由，资助他一点粮票也是名正言顺，如果男生对这女生也有意，那就皆大欢喜了。万一不然，也不丢脸面，无伤大雅，同学间的互相帮助也是理所应当。

用不完的粗粮票并不会被浪费。男生中很快有人发现了它的用途，可以到学校门口的农民地摊儿那里换瓜子儿，每到学校大操场放电影时，换他 5 斤 8 斤粮票的葵花籽儿，边嗑边看电影，那是绝对的超级享受，是一次物质生活的改善。女生脸皮薄，一般都不好意思去干这种交易。有女生给男生塞了粮票，作为回报男生可以送女生葵花籽，这样一来二往的不就也多了一个搞对象的契机？那个时候借书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借书一则冠冕堂皇，还有还书时可以把要说的心里话都留进了书里。

作者简历及部分作品

金弢（字有根），1974 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77 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 级北外德语系读研，1985 年1 月 进文化部，1985 年 3 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作协外联 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邓友梅、刘绍棠 、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张炜、北岛、 舒婷等等、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期获 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 者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 年 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 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德国印行，正规商品书） ，并于德国、奥地利 、

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 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 》、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 》《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 报》等等，已发表 20 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 十年。十五个月来，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五十余 万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笔耕。

一年多来文字散见欧洲各大华文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 报》《德国华商报》等，近日发表小说《圣力姑娘》（广西 文学，2019 年第六期）、《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 方文学，2019 年 11 月刊）、《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 年 12 月刊）、《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 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 1 期)、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 年第 5 期）、《街坊陆游》（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月期）等。

建子很早就算过，到了母校八秩华诞，他也该年逾花甲了。

供给制：

我们 77 级入学进了北外，学生食堂实行的是 “供给制”。北外的学生食堂都两个，对着图书馆的那个是英语系和东欧语系的，剩下的系就在大礼堂下面的那个食堂。挨着这个食堂拐个弯儿就是教工食堂，我们学生跟它无缘。

所谓的 “供给制”，就是学生用餐时使的不是饭菜票，而是餐券，每张餐券儿上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餐，吃饭时，把当时那顿的票子一给，每人得到一份伙食。至于吃什么，饭带什么菜，均由食堂决定； 原则上，给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家庭人均收入在30元以下者，学校发助学金。想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必须向系里提交一张由父母单位出具的父母工资收入及家庭成员情况的证明。经济条件不达标者才能享受助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工资每月也就在50至60之间，普通工人的收入一般都不到40元，加上那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家里5、6个孩子不算多，因为赶上了 “抗美援朝" 战争，国家提倡多生多育，谁家母亲生了十个孩子就是 ”光荣妈妈“，家里可以得到额外肉票、糖票、鸡蛋票。所以学生家里的人均收入一般都在三十元以下。我们慢班的两个班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一个是来自辽宁的同学，据说他爸是省委干部，还有一个的家长是中央委员，还有小时候周总理抱过的照片。我之所以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每月去财务科为全班同学领发餐券是班干部的任务。

助学金每人每月 20 元，其中 18 元作为伙食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直接划账，也就是说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目钱。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学校用餐，就是不拿助学金的，也强制缴纳 18 元的伙食费，跟其他同学一同吃食堂饭，那时强调的是：“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剩下的 2 元钱是每月全部的零花开销，发到每人手里。每到月初发钱时，同学们都会很兴

奋，大家有一种小时候到了过年拿压岁钱的感觉。发完钱，大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富有。

我们 77 级的同学除了极个别的，大多数是历届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象我自己，考上大学之前已做过一年的小工，当过三年的知青，在经济上已经独立过，已习惯了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生活。即使到了大学，没有了收入，但已经不再好意思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个月的 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为除了吃饭，学生日常生活所有的开销都指望着这 2 元钱。发钱时大家的兴奋，就情有可原了。

因文革的十年动荡，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虽然非常的贫困，但很多福利项目依然存在。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每年加深，系里可以每年给学生免费配一副眼镜，我的近视眼读本科时基本上每年增加 100 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尽管那时国家与个人钱都不多，但系里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记得那时系里管我们生活的老师姓崔，大家喜欢叫她小崔老师，因为她的个子 1 米 50 左右，50 来岁，把我们的生活管得很细，关怀得无微不至，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刚到北外时还不会德语，大家老用英语说她 very kind。

记得我们外地学生到北京的那天，我是夜里十点的火车到的北京，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大轿车等着我们。到学校都快半夜一点了，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拉下。去学校的路上，校车走的是长安街，静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都哭了，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就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校园里尽管很黑，但看得出来，校园收拾得很干净。车首先停在了靠近学校大门的 4 号楼前，是男生宿舍楼，先让男同学下车。下车前我从窗玻璃看到宿舍楼的墙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草的痕迹。虽然半夜三更，但系里管生活的老师一直等着。一个房间住四个学生，两位来自辽宁的同学前一天已经到达，我跟一个福州的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都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样过的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到了夜里会零下20 多度。真把我们吓了一跳。第二天，学院后勤组的老师把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除了法定的眼镜费，到了换季的时候，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向系里申请衣服费，特别是南方的学生到了入冬得加冬衣。但是很少有同学提出这种申请，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在校时，我就穿过打过补丁的松紧鞋。碰上到了假期因没有钱买火车票，外地的同学暑假一般都留在学校自学。如实在有困难，而且已经较长时间没回家了，可以向系里申请火

车票补贴。那年头虽然物质匮乏，但大家拿自己的过去比，都觉得已生活得很好了。我插队时，时常连饭都吃不饱，到了青黄不接时，没菜吃，吃过南瓜叶子、番薯藤。到了大学，虽然吃得差，没有大鱼大肉的，但起码能吃饱。更主要的是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我们的伙食第一年实行了供给制后，第二年改成了配给制。由于文革结束，生产上去了，经济有所好转，在伙食的配备上多了一点细粮。菜券不变，每顿还是每人一张，食堂给什么就吃什么，但是饭票分成了粗细粮。米票和面票属细粮，粮票属粗粮票。米票可以买面食和粗粮如窝窝头，面票只能买粗粮而不能买米饭，米票则什么粮食都可以买。对我们来自南方的同学，一般粮票都用不完，吃玉米面还是很难习惯，我们吃了一辈子的米饭，别说窝窝头，面食中除了饺子和面条，连包子和馒头都吃不惯。我往往是吃馒头才二两，吃打卤面，八两。

上午有四节课。平常上完第四节课大家慢悠悠地走去食堂吃饭，然而一到了吃饺子那天，有的同学会跑得特别快，一开始我们不明白有什么好抢的，后来才听说了北方人吃面食讲究的是头锅饺子二锅面，让我们南方同学长了见识。也有个别的同学聪明过人，那还是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赶上了吃饺子，一顿的量嫌吃不够，就拿第二天中午的餐券去冒混，拿回第二盆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他便泄露天机。同桌的大家觉得这种不义之财应该共产，瞬间抢得一空。我看那同学这种坏事儿也没干第二回。

我们是伴随饥饿长大的一代！从六O年有记忆开始就是没的吃，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白米饭吃不上，在缺肉的情况下，胡萝卜丁煮饭吃久了，一打开锅盖，气味让人恶心，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生孩子才发一点鸡蛋票，整条街，孩子个个面带菜色。当了知青享受国家特照，每人每月一斤肉票，提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等了。知青带队干部杨伯伯，老共产党员、北京农村人，因表现好、人缘好，队里也发他一斤肉票，买了肉，不舍得一顿吃完，留着一半想明天再享受一次，就是睡不着，半夜起来吃光，一觉睡到天亮；77 年考进北外，实行供给制，吃窝窝头，喝棒子面儿粥，菜里见不到肉，带点肉末就算荤菜、好菜了，米、面算细粮，受控制；考上研，每月发半斤油票，宿舍里煮挂面放上一点，满楼道的同学高声嚷：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饥饿的年代，大家对一点菜籽油都那么敏感，还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呐。

那时候，普通居民每月粮票是 24 斤，中学生 28 斤，我们大学生是 34 斤，其中米票 10 斤，面票和粮票各 12 斤。女生胃口小一般都吃不完。前几天有校友女生开我的玩笑说女生给我们男生塞纸条，其实那个时候没必要塞纸条，塞米票面票就行了，这种效果往往要超过纸条，会更让男生感到温馨。如果一个女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以关心他的生活为由，资助他一点粮票也是名正言顺，如果男生对这女生也有意，那就皆大欢喜了。万一不然，也不丢脸面，无伤大雅，同学间的互相帮助也是理所应当。

用不完的粗粮票并不会被浪费。男生中很快有人发现了它的用途，可以到学校门口的农民地摊儿那里换瓜子儿，每到学校大操场放电影时，换他 5 斤 8 斤粮票的葵花籽儿，边嗑边看电影，那是绝对的超级享受，是一次物质生活的改善。女生脸皮薄，一般都不好意思去干这种交易。有女生给男生塞了粮票，作为回报男生可以送女生葵花籽，这样一来二往的不就也多了一个搞对象的契机？那个时候借书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借书一则冠冕堂皇，还有还书时可以把要说的心里话都留进了书里。

作者简历及部分作品

金弢（字有根），1974 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77 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 级北外德语系读研，1985 年1 月 进文化部，1985 年 3 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作协外联 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邓友梅、刘绍棠 、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张炜、北岛、 舒婷等等、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期获 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 者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 年 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 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德国印行，正规商品书） ，并于德国、奥地利 、

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 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 》、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 》《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 报》等等，已发表 20 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 十年。十五个月来，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五十余 万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笔耕。

一年多来文字散见欧洲各大华文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 报》《德国华商报》等，近日发表小说《圣力姑娘》（广西 文学，2019 年第六期）、《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 方文学，2019 年 11 月刊）、《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 年 12 月刊）、《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 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 1 期)、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 年第 5 期）、《街坊陆游》（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月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