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做子女的感觉里,父母是极不协调的一对。
父亲一表人才,满腹经纶,会写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到的一手好字,是村里的会计。每到春节的时候,乡亲们就买来红纸排成长队,家家让父亲给他们写春联。也许是因为这些,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特别喜欢过年。每到那个时候,家里就挤满了人,大家都喜气洋洋把脑门挤满在父亲的木桌前。每写完一副春联,委托的那位爷就迫不及待地问父亲:“顺清叔,你给俺家写的是啥?念给俺听听!”
父亲放下手中的毛笔,满脸笑容富有节奏地摇晃着脑袋:“忠厚一生多富贵,平安二字值千金。”乡亲们就会爆发一阵哄笑,“啊!你家要富贵了,不用再种地了!”“啊,你家那婆娘,还要给你生个千金哦!”那位爷就从棉袄袖管里摸出一支烟,双手恭恭敬敬递给父亲喜颠颠回家吃年饭了。
父亲嘴里说:“他三爷,不用,不用,”眼睛却眯成一条缝看看香烟的牌子,然后丢在旁边的竹簸箕里。乡亲们知道父亲有这一“习惯”,所以也不马虎。也就是这一天,父亲就能攒足一年要抽的香烟。我和妹妹虽然没上学,趴在簸箕上玩弄父亲的战利品,也认识了“游泳”、“大公鸡”几个字。
母亲目不识丁,没有进过一天的学堂,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母亲的左眼严重斜视。我们兄妹五个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母亲叫去她的卧房。每次只要一听到母亲叫“双儿,”我就头皮发麻。母亲叫我去干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
母亲见我低着头,就指着她床前的木踏板:“跪下,你个死丫头,你也嫌我丑,叫你不看我!叫你不看我!”母亲越骂越气,越哭越伤心,最后发出一种像要窒息的声音。我就慌忙从踏板上站起来,扶着母亲快躺下。那时,我就只能看着母亲的眼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母亲的眼睛到底怎么了,无论我怎么看,我都不知道她是否也一样看着我。
可能我的茫然激怒了母亲的自尊心,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一边尖叫着:“看看看,看什么看?我要你看!我要你看!”母亲疯了一样,五个手指风火轮般扇我的头和脸,边骂边嚎啕:“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兄妹五个经常被母亲打得满屋子躲,尽管这样,母亲总能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出来打。
有一次,我和哥哥发现了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趁母亲取木棍的时间,我们兄妹五个以最快的速度,齐刷刷钻进了母亲的床底下。等母亲冲进房间,我们就捏着鼻子,屏住呼吸,看母亲宽大的脚在地面急速愤怒地奔走。
那一次,母亲找了我们很久,也没有发现我们的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躲在床底下,脑袋挤着脑袋,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母亲的嚎啕:“儿啊,我的娃儿们啊,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娘再也不打你们了,娘看不见你们难受啊!”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们只好一个一个从床底下爬出来。
母亲像生怕我们丢失了一样,她一把把我们全部拖进怀里,用手拂去我们头上的蜘蛛网,我们就赖在母亲怀里,说不清原因,伤心地哭起来。从那以后,母亲就真的没有再打过我们。
母亲长得丑,却有一副漂亮的嗓子。
夏天的傍晚,忙完一天的农活,父亲便用很大的竹扫把,把房子前面大片的空地扫的干干净净,再端上一盆水,用嘴把水吸满,“噗”地像一张透明的小网,均匀撒在地面。我们觉得父亲的“噗”声特别动听,他喷出来的“网”特别漂亮,就把脑袋挤过去吸水,抢着“噗”地。父亲抢不过我们,他趁我们不注意,在我们吸水时,就把我们的头轻轻往水盆里一按。
被他按到的姊妹就眉毛眼睛鼻尖乃至整张脸都是水。到后来,我们不是吸水去“噗”地,都争先恐后吸水,歪着脑袋等父亲的手指在头上轻轻一点,便发出欢快的尖叫。
母亲从土墙上取下笛子率先吹起来。父亲听到笛声,扔下水盆和母亲抢笛子。于是,父亲吹笛子,母亲唱着歌曲,我们兄妹五个并排挤在竹床上,点不同的歌名。
父亲吹得最好听的曲子是《洪湖水,浪打浪》,母亲则不一样,她每唱一首,我们就嚷着要学,《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渔家姑娘在海边》、《十送红军》……
父亲看我们都挤在母亲的膝下,不甘寂寞地唱起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轮到母亲接过来唱的时候,我们就拍着手赞美。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好像没有不会唱的曲目。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五个孩子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唱歌,直到现在。
每年四、五月份,母亲便吩咐我和妹妹采摘一种生长在水岸边的芦竹叶。那种竹的竹竿细长,有3米多高,叶子错落有致地长在竹身的两侧,像少女的眉毛柔和宁静地点缀着竹竿,很是好看。微风吹过,竹叶齐舞,竹竿也随着叶子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端午节时,村里的婆姨们都把这种竹叶采回家包粽子。用这种竹叶包出来的粽子除了味道好吃,另有一种特别的植物清香。
有一次,我和妹妹突发奇想,决定包粽子给父母吃。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挎上竹篮,围上围裙,用洗脸方巾扎在头上采芦竹叶。洗好糯米和竹叶,才发现母亲用来扎粽子的麻绳没有了。失望之余,我和妹妹惊喜地发了母亲织毛衣的红毛线!看着白花花的糯米越来越少,扎着红头绳的绿粽子越来越多,我们高兴极了。
为了让父母早点吃上我们亲手包的粽子,我和妹妹分工。我煮粽子,妹妹到庄稼地里叫父母回来。随着妹妹出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听到锅里粽子“嘟嘟”声越来越响,白色的热气弥漫在土灶台,扑鼻的香味飘散在整个柴火屋。我蹲在灶口,看着熊熊的火焰,心里乐滋滋的。想着父母吃粽子的样子,说着夸奖我们的话……哎,那种兴奋和甜蜜简直不能用语言表达。有几次,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鼻子靠近锅,这里嗅嗅,那里嗅嗅,真想把锅盖揭开先尝一个。但我和妹妹商量好,一定要让父母吃第一个粽子。
这样想着,我咽了咽口水,又回到灶口添柴火。
好不容易盼来了父母和妹妹回家的声音。父亲一边洗手一边说:“哎,今天好香,有粽子的香味哟!”我和妹妹高兴地跳起来。母亲一边揩手,一边轻轻抚着我的头。父亲把手按在锅盖上,嘴里喊着:“一、二、三咯,”我和妹妹激动地朝锅里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热气,满锅沸腾着红红的粽子水,绿绿的好看的粽叶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变成了污血一样的酱色,有几个粽子都散了,漏出来的粽肉也是一种不吉祥的红。总之,整个锅里就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的样子……
我和妹妹懵了似的站在灶台边,眼泪急速地打转。包括父母在内,他们也被这个“意外”惊呆了。父亲用筷子挑出一串“粽子”沾上红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接着,母亲也大口大口地美食起来。和我们想要的一样,父亲说了许多夸奖我们的话,母亲也吃得喊撑肚子,我和妹妹却始终哭个不停。唯有父亲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至今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嘿嘿,咱家有了这俩聪明的丫头,这日子终于就红红火火了。”
父亲是文化人,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把村里的帐做得整整齐齐。在合作社的那些年,他几乎没有种地的经验。分了责任地以后,父亲根本不懂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我们家的庄稼长得特别差,全家人几乎填不饱肚子。父亲播的秧苗、棉花苗总是大片大片枯死,母亲喂的猪、鸡、鸭都长不大。尽管如此,每年过年时,父亲都会在鸡笼上贴“鸡鸭成群”的对联。
出乎意料,有一年,母亲居然喂大了一头重达300斤的猪,家运好像突然顺畅起来。也是在那一年,我作为全村上下一百年,第一个考取了大学。收到通知书的时候,父亲正在锄地,他丢下锄头,拿着通知书在爷爷的坟前哭了一个晌午,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在我们家自留地的前面,有一条宽约6米的渠道,说是为方便农民灌溉用的。和渠道相邻并且平行延伸的,是一条宽阔平整的柏油路。
每年到了收割庄稼的季节,乡亲们就用二、三根粗树并排绑在一起,横架在渠道上,大伙儿叫它“跳板”,每家的汉子都用双肩把庄稼从跳板上运到柏油路上铺平,让来去的车辆碾谷子,那样可以省去很多功夫。
为了给我凑学费,父亲割了还不完全成熟的稻子。
父亲挑过来一担稻草,我就迅速将稻谷杆在柏油路上整齐摆放好。闲暇时,我就站在稻谷垛子旁,看父亲挑着稻谷从地里朝我走过来。父亲脚步均匀,手臂在身子前后摆动,嘴里发出好听的“嘿哟,嘿哟,”声,他肩上的担子也随着脚步有节奏地上下起伏。走过跳板时,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担子,一只手抓住我伸过去的手。父亲说,因为有我拉他那一把,他觉得他挑的稻草每到靠岸时就会变得最轻松。于是,我左手抓紧渠道岸边的树干,右手更加卖力的拉住父亲的手。
黄昏的时候,父亲终于将地里的稻草挑的只剩下最后一担,从跳板那边走过来。由于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只能摸索着朝前走。我看不清父亲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担心父亲从跳板上掉进渠道里。看见父亲慢慢走近的黑影,我焦急地伸出手,父亲勉强抓住我的手指尖,为了让父亲更牢固地抓住我的手,我将抓着树干的手朝上挪了挪,就在我奋力拉父亲的瞬间,“啪”地一声巨响,在树干断裂的同时,父亲和肩上的稻草一起滚进了渠道。
我听见父亲“哎哟”的叫着,渠道里的水“哗哗”的朝前奔流,父亲在水里扑腾着……我在岸上跑,父亲在水里顺着渠道水往前迅速挪移。他的黑色身影像没有根的废弃物,在大水中时走时停,时隐时现。每到水流平缓的地方,他的手臂就奋力去抓渠边的水草,可是,那些水草都会被父亲连根拔起,他又被水流无情地往前推。大约漂移了300米,经过一座拱桥时,父亲用手托着拱桥壁,双脚分开蹬在桥身两侧,停在了拱桥下面。我迅速抓住父亲的手,父亲“一、二、三咯”一喊,我、父亲和他满身的泥水一起跳上渠岸。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夏天,忘不了那条水流湍急的渠道。
大学毕业时,我们学校和一个老年艺术团联欢。
刚踏进老年大学的大门,就看见一群老人穿着整齐的太极服打着太极拳。再往里走,有的老人在打门球,有的老人在下象棋,有的老人在搓麻将。最热闹的是老年之星合唱团,那些老人们穿着通红的演出服,拿着镜子涂脂抹粉,“咿哟咿呦”地吊嗓子。看见我们进来,他们都摆出各种幽默的造型表示欢迎。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受老人们情绪感染,大家很快拥抱在一起,笑声此起彼伏,唯有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此情此景,让我深深地想念我那对年过花甲为了子女依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像城里的老人们一样,有着幸福快乐悠闲的晚年生活。这种心情比我的任何愿望都来得强烈,我躲进厕所,放声痛哭起来。
在优秀毕业顺利分配工作的那一年,我用第一年的工资,将我的父母从农村的黄土地赎出来。(为了给我交学费,他们欠全村老百姓人民币3300元)用第二、三、四年的工资帮父母开了一家便民小商铺。在我工作十年的时候,我用所有的积蓄给父母买了一套小房子和一张麻将桌。
如今的我也算是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坚强的我很少流泪,但只要聊起我的父亲母亲,我就会哭得像孩子。
我感谢丑陋的母亲,感谢她在万丈红尘里一眼就相中了我的父亲,感谢她在文革期间不卑不亢勇敢坚强地和父亲撑起这个家。我感谢父亲,感谢他对我的丑陋母亲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他给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诲,感谢他们至今每天能快乐地打麻将、扭秧歌、吹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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