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四三：断一桩乱纷纷的家务事

《传习录》四三：断一桩乱纷纷的家务事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关于卫国“废辄立郢”一事，说到底是卫灵公一家子的家务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这桩家务事多少带些传奇色彩，勾起不少儒生的兴味，有不少儒生都乐得试着断断这桩家务事。朱熹作为先儒的代表，对“废辄立郢”一事，也有自以为是的说法。

朱熹的说法中，援引胡瑗的注解，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卫国世子蒯聩以其母南子之淫乱为耻，计划杀死自己的母亲。结果事情败露没有达成目的，于是逃往国外。卫灵公在世时想要立公子郢为卫君，公子郢推辞不肯继位。卫灵公死后，卫夫人再次让公子郢继位，公子郢再次拒绝。不得已，卫国人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逃往国外的蒯聩想要回国，却为新的卫君辄所不许，卫国人中有不少人有“废辄立郢”的想法。

朱熹从自己的理解解释这桩家务事，认为蒯聩欲杀母而获罪于父，而辄为据国而拒父归国，两个人都是大逆不道的“无父之人”，都不配作为一国之君。

《论语·子路》中，子路与孔子之间有段对话，谈论到卫国的国政。子路问，如果卫国国君准备起用先生主持国政，先生准备怎么做。孔子讲，如果一定要用我，我会先为卫国、卫君正名。子路觉得老师太过迂腐，认为哪里能把“正名”当作第一要务。孔子警告子路，做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受到自己主观看法的干扰。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行；礼乐不行，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正名”是卫国最要紧的政事。

结合孔子与子路之间的这段对话，朱熹认为，孔子讲的“正名”就是要通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的正规途径来“废辄立郢”。

陆澄问及这段典故时，王阳明迫不得已得试着断断这一桩乱纷纷的家务事。言语之间，极为严谨。最后，专门讲“孔子正名，或是如此”，表明这也是自己推断的结果，未必就是事实。

王阳明否定“正名”即是大张旗鼓地“废辄立郢”的先儒观点，因为它不符合人之常情。孔子作为圣人，首先是深谙并且遵循人之常情的。公孙辄已经是卫国国君了，此时，公孙辄致敬尽礼，邀请孔子出马整顿卫国国政，任谁都不可能先去废掉那个对自己致敬尽礼的“金主”。倘如此，公孙辄有违“父父子子”的话，孔子颠覆的则是“君君臣臣”。很显然，这样做一不符合人之常情，二不符合孔子一以贯之的“道”。

在这个大前提下，孔子会怎么做呢？

家庭之中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父子之爱、夫妇之爱充斥其间。真正的爱不是用条条框框去约束别人，而是因为爱，以对方为约束。做儿子的，不必要求父亲，只以父亲为约束；做父亲的，不必要求儿子，只以儿子为约束。因为有这种约束在，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公孙辄倘能致敬尽礼请孔子主政，一定乐于听从孔子的教化，调整自己的做法，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情——迎接父亲蒯聩归国。反过来，蒯聩也会受到儿子的感染，做一个父亲真正该干的事情，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为约束，做一个像样的父亲。如此一来，该主动要求退位的主动要求退位，该主动退后的主动退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名正言顺。

王阳明甚至为蒯聩设想了一个做太公的结局，如此公孙辄请孔子出山才有意义和价值。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的假设，但一桩乱纷纷的家务事，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便“化戾气为祥和”了。但假设只能是假设，所以，王阳明讲“或是如此”。

何谓圣贤，不过是在“或是如此”中以最妥帖的姿态侧身行道的人。不如此，不足以为圣贤，不如此，也过不了那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