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执业风险

最近，一直为各种案件奔波忙碌，乍看到师父发的资料，并没有引起重视，匆匆扫了几眼，便打算空闲下来再仔细研究。没想到，转眼到了交稿的日子，师父催稿的时候，我已将此事抛诸脑后，毫无印象。回来后，立马打开文章，仔细研读。

这类文章之前也曾粗粗翻过，但这次深入读下来，终于理解师父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写读后感。做这样一件事，对他老人家来说，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是冒着出力不讨好的风险，而他想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执业风险，从而提高防范意识，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这个世界上，能够对我关心到此地步的，大约只有师父了。

将文章反复阅读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心惊胆战，不断有一阵阵脊背发凉的感觉。忍不住查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办案触犯法律的案例，结合自己办理的大量刑事案件，更觉后怕：原来踩线如此容易。怪不得田文昌律师曾经说：“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

当前社会上对律师的偏见普遍存在，我以前的一些公安同事和检察院的朋友，现在提到我时，会称我为“讼棍”，虽是玩笑，但是也从侧面反应了律师的形象。甚至我那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妻子，有时候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帮助坏人？”他们还都是法律意识高于平均水平的的人群，更遑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等，再加上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律师挣钱容易，故意刁娜，进一步凸显了律师执业环境的恶劣和复杂。

尽管法律中也有类似“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这样的原则性的规定，但具体执行并无规定，甚至于从几部与律师执业关系密切的相关法律来看，并没有凸显对律师执业的保护，反而更多的是限制和约束，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例如有高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称的新刑法306条，有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规定，以其宽泛而不严谨的表述“成功”的在立法上设置了律师执业风险的潜在空间，有了它，在实践中更容易产生律师执业风险的陷阱。

尽管从现在趋势看来，律师执业的大环境不断变好，但是要彻底改变，肯定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而律师执业风险与律师执业相伴而生，不可能完全避免。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自身出发，采取相应措施，提前预警，把风险降到最低。

总结整篇文章下来，刑辩律师在执业中，招致罪名主要来自两个环节：一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犯罪嫌疑人、报告人改变供述，律师被怀疑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二是律师调查取证过程中，如果律师收集的证据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不一致，律师就可能被怀疑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做为证。文章中接某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件。

针对这一情况，作为律师，在今后的办案过程中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侦查阶段律师的工作内容只限于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和控告；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坚决不利用职务之便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物品、信函；摘抄、复制的案件材料应当注意保密，并妥善保管，不交给犯罪嫌疑人亲属。同时，严格按照取证程序调取证据、会见嫌疑人。保证两名律师共同调取，出示调查函和律师身份证明，向证人交代作伪证应负法律责任，记入笔录，对于关键证人，三思而后行，不说产生歧义和不良后果的话，在证人同意情况下录音录像；复杂案件争取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支持。

同时，在诸多案例中，由于律师自身原因导致的执业风险往往来源于其成名心切，幻想一举成名，一案成名，追求轰动效应的欲望与当事人的非法要求一拍即合，往往为制造有利证据而做出违背执业道德的行为。

另一方面，包打官司的承诺也是要不得的。周围一些律师，见利忘义以高额收费承诺为当事人包打官司。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律师的刑事辩护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形成的，而“律师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当事人”。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心态与常人不同，他们希望经过律师辩护减轻罪行，甚至做无罪辩护，往往对律师抱以过多要求，对律师工作所产生的效益期望过高，我们坚决不能为了迎合当事人的要求弃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于不顾，隐瞒事实真相，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规避程序。

终究说起来，遵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就是防范职业风险最有效的手段。任何时候，不管面对何种诱惑，都要做到守住法律的底线，坚决不越界，保护自己，才能服务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