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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库车市，相比古代的地域要小得多了，毕竟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昔日的荣耀和辉煌早已隐入岁月的尘埃。
史料记载，巴尔楚克（今喀什地区巴楚县）以北，天山山脉以南，姑墨（今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以东，轮台（今巴州轮台县）以西，这是古龟兹国的地域范围。
作为西域大国，它幸运地受到世界三大文明最丰厚的滋润，就像一片适于生长各种植物的肥沃土壤，自然风吹来的种籽纷纷掉落，便开始萌发出色彩缤纷的艳丽花朵。
龟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历史进程，使它很早以前就是联系东、西方关系的交通孔道之一。
这不仅使古龟兹地区历史上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而且还使该地区居民的种系族源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
它曾经是世界上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曾广泛流传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萨满教等。
在灿烂的龟兹文化里，佛教文化的覆盖面最大，延续时间最久、底蕴也最深。
从龟兹地区出土的古代人头骨的体质形态特点，以及人种系统的测量分析及科学研究显示，龟兹地区古代居民既有高加索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变异特点。
另据文献记载，周人、秦人及曾与周人、秦人有着密切渊源的羌人也是古龟兹地区的早期居民之一。
这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都明确无误地表明：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区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人种和民族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龟兹地方文明。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龟兹是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处。
其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沟通中，逐渐孕育出植根于本土文化，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龟兹文化”。
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与高昌文化、敦煌文化一起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也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龟兹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世界佛教文化和中国乐舞艺术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考古发掘证明，至秦汉时期，西域已发展为“城郭诸国”，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
这些地方政权组织因自然条件不同，不仅有自已风格独特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而且其社会内部已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平民阶层，有各自的军政管理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的所谓的“城郭诸国”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是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
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桓“国”，只有二十七户一百九十四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在绿洲聚居的小村落而已。
至于那些天山北麓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
不仅如此，当时这些‘西域诸国”，如同史书所言：“各存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因此，秦汉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西域从来就没有过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所谓地方政权组织。
从今天的地形图上看龟兹的地形，就会发现，它的北面是高耸入云的天山山脉，中间是确尔达格山脉和库鲁克达格山脉，南面是塔里木河，整个地形北高南低。
从天山山脉深处流出托什干河、库木艾日克河、木扎特河、库车河等大河，都南下汇入于塔里木河。
在天山山脉和确尔达格山脉、库鲁克达格山脉之间以及天山山脉、确尔达格山脉、库鲁克达格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大绿洲，有乌什绿洲、温宿绿洲、阿克苏绿洲、拜城绿洲、库车绿洲、轮台绿洲、新和绿洲、沙雅绿洲等。大绿洲与大绿洲之间有沙漠相隔，互为界线。
这种独特的地理构造，产生了龟兹独特的经济构造，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直的经济构造”，也可以称为“南北向经济构造”。龟兹各大绿洲的北部都有高山，山之深处产木材、黄金以及其它矿产；山之中部有零星草场，可以放牧牛羊和骆驼；山麓处则为大片草地，既可畜养牛、羊、驴，也可开垦种地。
而由山中南向流入沙漠的一股股小河或小溪，在其尾梢近处构成了一个扇形的沟洫地带，组成了一个个小绿洲。
在这种经济构造中产生了一种“直的经济活动”：山地居民从事游牧经济，山麓居民从事半农半牧经济，绿洲居民则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经济，由于他们之间所从事的经济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需要相互之间进行交换。
上世纪九十年代，克孜尔水库建设带来了古龟兹地区史前文化发现的机遇，经历了四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在克孜尔河流域揭开了古龟兹地区盆地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纱。
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又在古龟兹地区喀拉苏河流域发掘了多岗墓地。两处大型墓地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相一致，出土质地文物及动物和人类学标本数千件，并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新疆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之一。
克孜尔和多岗墓地的出土文物，对研究新疆西部天山南麓的青铜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以及龟兹地区史前期的历史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石、骨、铜、贝类、玻璃等六类不同质地的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装饰品。
从出土的文物推断，克孜尔有些文化遗物特征明显地受到焉耆盆地的古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也表现出费尔干盆地的楚斯特文化的影响。
这些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散发出古龟兹地区史前文明的光芒。对这种文明的来源和意涵，目前专家们仍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此外，拜城县境沿天山南麓的山前地带、河谷台地，以及绿洲盆地，都广泛分布有青铜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石刻画、石围墓葬、石堆墓葬和土墩墓葬等，汉唐时期的关隘、戍堡和古城遗址，以及其它各类古文化遗址七十余处。
其中，东汉永寿四年（158）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颂”岩刻、晋唐时期的克孜尔石窟寺遗址等久负盛誉，成为丝路文化的瑰宝。
因此可以说，古龟兹地区地处古代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吸收和融汇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族群的文化，所呈现出的是多元而多姿的文化面貌，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文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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