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医生是我在深圳认识的中医，我叫他老寄，我常年在他那里调理身体，深知他对病人的认真负责。卡昂的孩子们长期因为医疗条件，卫生知识的缺乏有很多小毛病，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邀请他一起前往卡昂扶贫文化学校，为孩子们实施义诊。
自以为身体棒棒的老寄一到3800米的色达就开始高反了，但一到卡昂，已经有很多病人候在那里，老寄虽然很累又高反着，却立即开始看病，乌着嘴唇，吸着氧气坚持到很晚才睡。晚上所有人都和衣睡着大通铺，我听到老寄在床上翻来覆去，立即爬起来观察他，果然他又乌着一张嘴，根据安大师的指示，嘴唇发紫已经是高反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我看看他抱着的氧气袋已经所剩无几，只好不顾吵醒他人的危险四处翻寻新的氧气袋，找到后给他换上，看着他嘴唇返红才敢返回我的床铺躺下，他只要有点动静，又立马醒来去看他。鉴于去年粟洋同学童鞋的2012年高反頻死的经验，我不敢对任何一点小异常掉以轻心，更何况我们强大的后盾安大师还不在。
第二天果然更多的问题来了，海量的病人从十里八乡赶来，密密实实的把堪布的小土屋围了个遍，甚至有些病人是拿着医院的病历过来的。当听到病人嘴里若无其事的说出自己得了肺癌，肝癌之类的疾病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两年前烫伤一直没有痊愈，现在才过来看医生，老寄只能帮他敷一次药，后面没法继续，也不知该如何帮他，很多肺结核的病人，若无其事的当作感冒来看病，肝包虫的病人，顶着肚子过来以为自己太胖或者是怀孕了。这一切都让我们我们一筹莫展，我们带的药压根就不可能治愈这些疾病，他们缺的不是一次义诊，他们缺的是医疗条件。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病人只见多不见少，小土屋里的人越堆越多，我们的袋装氧气已经耗尽，瓶装的仅剩两瓶，显然不够晚上的开销，离最近的药店往返10个小时的车程，让我们压根不可能有补给。老寄的嘴唇越来越乌，我也越来越焦躁，药物用尽，氧气耗尽，他们再蜂拥而来，我们能给的只是心理安慰。于是我及其强硬的要求堪布遣散病人，要求老寄最多再看20个病人。
我并不清楚堪布是如何纠结的出去遣散哪些病人，我只知道，有很多病人，从早上排队到下午5点多，被告知今天医生已经不能再看病。我出去的时候不敢和他们的眼睛对视，他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是衰弱的老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自己，排了6，7个小时的队，被告知不能看病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但他们就柔顺的接受，然后默默的散去了。
我在心里默默道歉，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一定提前备更多更对症的药，一定一定一定提前采集资料，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更多的病人。我想老寄一定也有一样的心境吧，因为从那之后，他就开始不断的研究高原上的状况和病症。他在微信上开始跟我分析高反的可能原因，说当时义诊过后的某某孩子只敷了一次药不够，要我再去找人资助看能不能把孩子长期照顾起来，他要求我下次去卡昂的时候叫他一起去，他说：我决定每年都要去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老寄越来越熟练的应对高原上的常见疾病。2016年9月，我们去卡昂学校义诊的时候，一对村民抱来一名因错把药当糖果吃而晕厥的儿童，孩子已经失去了意识，高原上也没有洗胃的设备，只见老寄拿出银针，给孩子手指脚趾放了一些血，又找到几个穴位隔着棉服扎了进去，孩子竟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其他的志愿者们把孩子们抱在怀里暖着，他又去忙别的病人去了。一时之间，寄医生立即成为传说中的男神+神医。
但是由于看病的时候需要大量动脑，从一上到山上，病人络绎不绝，老寄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老寄依然是耗氧量最大的哪一位，这意味着他每次依然会高反，老寄的解决方案是一边吸氧一边看病，实在不行了常常在我们的强迫下才换到小房间里休息片刻。
除了看病，老寄更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深圳诊所的病人资助卡昂，在老寄的感召下，很多新的朋友提供了药品，资金的帮助，其中的志愿者张保红，更是在我们为新教学楼筹集资金的时候，发动自己的同班同学，为新教学楼的配捐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老寄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和人交流，三句话不离中医，他和孩子们拥抱时还略带羞涩，动作僵硬，我们在去的路上听歌，他听中医案例和中医故事。他并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语，他的爱都在行动里。我认识不少人，第一次取卡昂经历高反之后，就再也不想上去了；我也认识不少医生，看过一个病人犹如蜻蜓点水一般不留痕迹；但是老寄不是，他年年高反却年年上去，他吸着氧也舍不得停下来给孩子们看病，他记挂一个生病的孩子就像记挂自己的孩子，他心心念念的四处寻找资源给孩子们看病，他还想着能在学校培养一个接班人出来，建立一个医疗室。
老寄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我想，如果药师佛出现在人间的话，他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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