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办民办都比官办优越
洋务运动中后期，洋务派逐步转型、确立的强国必先富国富民的主导思想；以及逐步建立的市场概念，为近代民用企业、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带来契机。
甲午大战失败之后，商办企业经营自主的优越性日益体现；迫使洋务派在经营政策方面，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进。
最初的微小改革，是他们在军火生产和供应政策方面进行调整，让军工产品带有些许的资本企业性质和市场商品性质。
接着，在欲强先富的思想主导下，洋务派一边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同时又把投资重点转移到兴建民用工业方面。主要集中在航运业、电讯业、采矿业、冶炼业、纺织业、印刷业等民生工业领域。
这些民用企业兴建之时，采用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简而言之：这种经营方式，就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多方位股份制企业的雏形。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
1、李鸿章在上海创建的轮船招商局，企业性质：官督商办。该局是由官方拨款作为部分出资，再由商贾集资扩股；即为中国早期的“股份制”形式的企业。
官方出资部分只计利息，不负盈亏责任，即相当于今之企业贷款。官方与企业的关系，似如银企关系。
并且，该局的管理措施相对自由自主。这种新颖的经营形式，为企业初期的发展带来巨大潜力，很快在全国各地的港口城市建立分局。而在此前，中国的航运业，基本由外国洋商垄断。
2、李鸿章支持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该局是中国最早的机器化采煤的企业。企业资本管理，仍采用“股份制”形式。
因经营方式相对自由，在与洋煤商的竞争中屡胜，曾向股东发放股息而轰动全国。后因企业的官督弄权而导致连年亏损，终被英商趁机猎取。
3、李鸿章在天津主持创办电报总局。
4、李鸿章在上海主持创办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自建纺织企业。前期经营，因政策灵活曾获大利，李氏集团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商首富。
5、张之洞在武汉兴建汉阳铁厂。该厂最早在广州兴办，后来移至武汉。
这是中国第一家从采矿到冶炼，完全自主的钢铁联合企业；颇具现代产供销一条龙的集团公司性质。此前，洋务派的近代工业，资源和能源皆依赖进口，受尽了洋商的辖制和束缚之苦。
6、其它还有：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纺织与轧花联合企业，李金镛在黑龙江开办的漠河金矿，唐松岩在上海成立的纺织新局，也都是当时比较闻名近代新兴企业。
此外，并有原朝堂洋务派翰林编修学士崔志道，调至雅安知州任上支持创办的炼铜厂。该厂原是清政府的制币工厂，崔志道接任后，着手改革，经营相对自主，促进了清廷边区经济的发展。
二、惨淡经营，初见微效
很可惜，洋务派兴建的近代民用工业，相较从前，虽然在经营政策上有了质的进步，但他们在思想上却不可能冲破封传统文化观念，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因此，发展十分缓慢。
又因近代工业企业多采用大机器生产，所以，各种洋务工业企业的经营，对外国资本依然具有很大依赖性。
然而，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洋务派的实干家，能使中国近代工业很快发展起来并初见成效，实属难能可贵。
其功用，不但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而且在文化交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社会进步方面，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洋务运动中后期的主要内容，除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之外，还在教育改革、交通建设、军队改造等方面，进行配套革新。
近代工业的兴起，客观上刺激、催生了对新式人才的迫切需求。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同时进行相配套的教育革新。
从很早之时，在总理衙门之下的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引进西学开始，洋务派陆续又在军工企业内部、或各通商城市中皆设立西式学馆。
接着，清廷于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立各种新式学堂，并向国外选派留学生，以企介绍、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
近代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涵盖各个方面，主要在于学习外语、翻译资料；学习电报业务和通讯知识，学习机械工艺和机械制造；学习新式武器的制造使用，学习新式军队的建设和培训，等等。
以上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外语学院、理工技校和军事院校初期模型。
为满足近代工业生产活动的需求，洋务派必须进行相应的交通建设开发。开平矿务局因业务需要，修建从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
接着，清廷在上海和台湾等地，收回被洋商侵占的铁路主权，并同意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开始修建铁路。陕西境内的第一条铁路，由崔志道等陕籍仕商，上奏清廷之后争取筹建。
既然能够生产制造新式的枪炮弹药和军舰，就应当丢掉传统冷兵器建设新军，并且要建设自己的队军。因此，清政府首先在八旗军队中成立洋枪队。
北洋海军
接着，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湘军，先后更换近代新式装备，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训练新军。
同时，在李鸿章等人倡议下，清政府又组建自己的海军；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强。
北洋海军，清政府这支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海军部队，排水量在当时世界上排名第四，亚洲排名第一。表面看来，距离洋务派的强国之梦，似乎不太遥远。
三、民族工业企业，悄然勃发
在洋务派实干家强国思想与富国意识的感召下，在近代大机器生产高额利润的诱惑与刺激下，国内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官僚、地主、商贾、买办、华侨，也积极投资民用工业企业。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发端。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由思想进步的官僚、地主、商贾、买办和华侨，直接投资兴建。
其二，由中国部分传统工艺的手工作坊，扩建改进而来。
中国近代民用企业，主要集中在各地的通商口岸城市和经济较为繁华地域，较为著名的几个企业如下：
1、方举赞在上海改进打铁作坊，创办发昌机器厂。
2、华侨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组建继昌隆缫丝厂。
3、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即机械面粉厂。
4、黄佐卿在上海创建公和永缫丝厂。
5、徐润、徐鸿复叔侄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
此外，各地的开明进步人士，踊跃投资兴办、扩建、改进的近代作坊式小微企业，还有很多。譬如：
清末火柴盒
唐松岩在上海成立的华新纺织新局，朱鸿度创办的裕源纱厂，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的燮昌火柴公司，严信厚在宁波开办通源轨花厂和几家上海轧花厂；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贤达与民间精英，开创的工业企业所涉及的行业部门有缫丝、面粉、碾米、制茶、制糖、制药、火柴、造纸、印刷、纺织、轧花、玻璃、采矿、机械制造等有关民生的各个领域。
在洋务派各界社会精英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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