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卢泰尔堡-阿尔卑斯山的雪崩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德国队输了，主队输了，心情不好。于是，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今天不更新公号了，就开个天窗吧。
正要顺着这个想法，打算多睡一会儿时，忽然一丝警觉升起：德国输球跟更不更新公号完全没关系，这是懒惰在作怪，这是放任一个事情上的情绪影响另一个事情上的行为。
一个声音在说，这种情绪要不得。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
从人无再少年说起吧。
这几天高温，仿佛时刻在提醒着，2018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就像看着昨晚比赛场上的德国队员，不得不让人感慨，时间过得好快。
有人说，当一个人不觉得日子漫长时，这个人过得是快乐的。四年，从世界杯冠军的昂扬向上，到步履沉重的疲态，滑落得如此之快，倒推来想，德国队一定过得很快乐。
然而，另外一种说法是，人越长大，越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儿童时，用年来说着日子；青年时，用月来数着日子；中年时，用天来说着日子；老年时，用小时来数着日子。
这么来说，当一个人不觉得日子漫长就证明过得快乐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了。这符合一般人的常识，越小的时候越无忧无虑，越长大越觉得烦恼缠身。
儿童心事少，成人心事多。成大后，每个心事分到的时间少了，也许让成人觉得时间过得更快。
到底觉得时间飞快，是证明一个人快乐，还是证明一个人烦恼？两种说法，前后矛盾。世间之事，总是充满相对的观点。
中国谚语中，有无数这样相对的观点，如“自古邪不压正”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与“亡羊补牢为时晚已”等。
之所以有这么多相对的观点的出现，不止因为传统文化里少科学、逻辑，多感性、抒怀，还因为传统中国人多以功利心态看待世界。信仰的体验迟迟没有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或许与此有关。比如，宗教信仰。
宗教通过塑造一种信仰，让人陷入迷醉。马克思老人家，认为宗教是一种麻醉剂，是精神的麻醉剂。
这种迷醉是好还是坏，不好妄下定论。宗教信仰跟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一个人封死在自己的固执己见中、一个人喜欢一只球队并无太大差别。
正是如此，有人愿意为一种信仰牺牲生命，有人愿意为一项事业倾尽所有，有人愿意为一支球队彻夜不眠……
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进步，为一种信仰而牺牲生命的人慢慢减少了。然而，狂热的虔诚和迷恋却未减少，反而增多了。比如，对一个明星、一支球队的狂热和迷恋。
这种狂热和迷恋也越来越多在多以功利心态看待世界的东方出现，而其引子就是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里，民族主义这个从欧洲传播而来的理念，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传播开来。以致，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由17000多个岛屿、100多种语言组成的国家里，好像一夜之间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印度尼西亚。
这个从西方传播而来的理念，不止让这些亚非拉国家独立出来，还让大家有了一个愿意为其献身的信仰——民族主义。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人们甘愿为其俯首。
在西方，个体逐渐从宗教信仰中脱离出来，走入民族国家的信仰；在东方，个体从只有子民意识，到具有民族国家信仰。
民族主义虽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民族主义对于亚非拉人民具有积极意义。一是促进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二是多少让人具有了信仰的自觉和体验。
有了这种自觉和体验，信仰这种忘我的爱就慢慢从民族、国家上，也扩散到其他事情上。因为信仰这种体验的引入，在自我利益之外，东方的更多人体验到一种超脱自我的爱。
也就是说，在信仰观念引入之前，我们没有什么信仰；在信仰观念引入之后，我们有了对民族、国家的信仰；这种信仰观念一旦引入，就落地生根，让爱有了更高一级的丰富内涵。
比如，非德籍球迷对于德国队的喜爱。对于很多人来说，德国队球迷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可以超越男女，可以超越国籍，也可以超越人种。
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里，我们欣赏德国队的铁血，我们欣赏的德国队的强大，我们欣赏德国队的磊落，我们欣赏德国队的团队意识，我们欣赏德国队的纪律和拼搏……
正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里，德国队输了，才让人如此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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