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任达哉被捕，他不堪酷刑，交代了上级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见面。
特务赶紧带人去找，就在他们转悠两天马路后，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著名革命故事《红岩》的历史原型，浸透了重庆地下党员的鲜血。
此次事件又名“《挺进报》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此前，《挺进报》叫《彷徨》，刊登的文章主调消极，极少数的时候会刊登一些带有红色性质的文章，好像是一个无名小报。
这也是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和刊物审查太过严酷，而产生的无奈之举。
[浮云]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市委作出指示，要把《彷徨》改名为《挺进报》，大力增加其影响力，这也是为了增强同志们的革命信心，鼓舞士气。
江姐的丈夫彭永梧、重庆市委员之一的李维嘉联合主持《挺进报》宣发工作，《挺进报》到了无数党员手里，带来了一个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注意到了《挺进报》，但一开始并不重视。
直到1948年2月，川东临委通知李维嘉，要求他把《挺进报》寄给重庆特务机关的头目。
这无疑违反了一开始的保密原则，对此，川东临委给出的解释是开展攻心战。
于是，负责《挺进报》宣发工作的党员们就开始给国民党特务头目们邮寄《挺进报》。
李维嘉在那场浩劫中幸存，他晚年回忆时承认：“现在看来，所谓的攻心战过于冒进。”
朱绍良是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暗地里也主持特务工作。1948年3月初，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封信，这封信让他十分愤怒，更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看完了信，朱绍良怒不可遏，他直接给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打了个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
徐远举遭到了这一通骂，赶紧去面见朱绍良，他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道：
“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原来，朱绍良将此视为共产党的挑衅，但没有被攻心，反而燃起了斗志：“还没有尘埃落定呢，共产党就敢这么嚣张，还是在陪都重庆，委员长脚下。必须得把他们连根拔起，你负责侦破此案。”
徐远举被勒令限期破案，同时还得到允许，能调动重庆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力量。徐远举一看朱绍良这么重视，就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专心调查此事。
能动用的力量大，徐远举开展了大范围的侦查，以重庆为圆心的20多个县都被调查了一遍，最后花了1个多月找到了进步书店。
进步书店的年仅18岁的店员陈柏林和上次任达哉被捕，任达哉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书记，算是个老党员了。
但18岁的陈柏林坚决不泄露情报，任达哉这个老党员却扛不住严刑拷打，背叛了革命。他求饶道：“我的领导是杨清，我们经常在安路警察局对面的一个茶馆见面。”
由此，杨清被捕。杨清真名是许建业，他和李维嘉一样同为重庆市委4个党员之一。他革命意志坚定，无论遭遇怎样的酷刑，也不肯屈服。
面对顽强的杨清，特务想出了攻心的办法。卧底特务陈远德主动向许建业提出可以帮他传递消息，当然他不能白干，要获得重金酬谢。
许建业受到了迷惑，他认为陈远德就是个贪财的小人，没有其他图谋，因此信任了他。
原来，许建业家里有涉及重庆党组织的秘密资料，很可能会对组织造成致命打击，所以他才病急乱投医，寄希望于陈远德把消息传递给同志，及时转移绝密资料。
可是，许建业注定要失望了，陈远德本就是特务。特务机关得到了这条情报，抄走了那些资料，以此为线索逮捕了更多党员。
许建业也没有想到弄巧成拙，反而连累了同志、连累了党组织，他羞愤难当，3次试图撞墙自杀，最后被处决。
重庆市委的另外2个党员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冉益智也身陷囹圄，只有李维嘉侥幸逃出生天。
刘国定和冉益智德不配位，火速叛变，引起了连锁效应，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截止《挺进报》事件结束，共有133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53人被残忍杀害。
大部分革命者都被关进了渣滓洞或白公馆，《红岩》的作者杨益言也在其中，他进入了渣滓洞，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来源：时间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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