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说过：“润芝(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

“曾、胡、左、李”四大中兴名臣是晚清军政史上的领军人物，他们创建的湘淮军事集团起自镇压太平天国的东南鼎沸之中，折戟于甲午陆海狼烟之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晚清中兴名臣像

当代对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人的研究解读颇深、是非评价繁多，相比之下，对湘军二号大佬胡林翼的关注度则明显偏低，大多数人知其不深。但在咸同之世，时人常将“曾胡”并称，认为二者均为士林之秀，冠乎群僚。我们不禁要问，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在湘军乃至整个晚清政坛中的地位影响究竟是因何而定?曾国藩一号大佬的排位又是否名副其实?

一、铸魂和塑形

湘军正式成军于曾国藩之手，这点毫无疑问。咸丰三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募练湘勇，同胡林翼此前在贵州练勇剿匪时一样，也用明代戚继光之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从此将“以儒生领山农”作为湘军选将募兵的基本原则。除狠抓日常操练、强化兵勇技能外，考虑到太平军兵力雄厚、迅捷剽悍且善打运动战等特点，曾国藩又针对性地为湘军制订了“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原则，并刻意强调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舍得死”的精神特质。

在思想政治方面，则通过对外发布《讨粤匪檄》和对内向兵勇经常宣讲，标榜自己墨絰出山，捍卫名教，宣言湘军忠于王事，剿匪安民，从而牢牢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曾国藩朝服像画像

胡林翼与曾系湘军的最初交集始于咸丰四年，他的起家部队是在贵州任职时编练的“黔勇”。曾国藩一克武昌后，函调胡林翼与罗泽南会攻九江，胡林翼所部由此归入湘军战斗序列，主要负责湖北战场。其对湘军集团的主要功绩有三：

一是同曾左等人在与太平军西征部队的长期拉锯中逐渐制定出水陆并举、逐次拔点和三面围困的战略规划；

二是在湖北巡抚任上尽力争取满人总督官文支持，集全省之力为湘军筹措粮饷，补充兵员；

三是在咸丰七年二月曾氏丁父忧归乡后，暂领指挥之权，统合湘军诸部，重新打开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战局，尤其是攻破湖口一役，使“水师绝数年复合”。

须指出的一点是，对于曾氏的二次复出，清廷本来颇为游移，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出于挽回浙江糜烂战局的客观需要，另外则多靠胡氏以鄂抚身份向朝廷上疏力荐。

胡林翼像

对比曾胡二人在湘军发展壮大和用兵作战中的所做的实际贡献，不难看出，曾氏作为“众筹发起人”，无疑为这支地主阶级武装注入了强劲驱动灵魂，搭建起结实的骨干架构；而胡氏作为“合作加盟商”之一，虽然发挥了很强的统合协调和后方支援作用，并屡屡在关键时刻挑起大梁，但归根结底扮演的还是改良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二、选将和用人

晚清社会内外交困、危机频发，自强求变和维护统治的时代大背景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汉族官僚群体提供了打破满汉藩篱、进身执掌实权的机遇路径，以曾、胡、左、李为代表湖湘士族首先崛起，并在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外抵抗列强侵略中培养出一大批领军人才。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都十分注重对人才的简拔使用。

湘军中的方面统领乃至部分营官哨官，基本都是由曾国藩亲选，在首用士人、首推品行的前提下，又明确提出了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和耐受辛苦四条具体准线，除霆军统领鲍超出身草莽外，陆师塔齐布、罗泽南和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等高级将领都才德出众，文武兼备。胡氏对人才的选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三如”（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名言中的前两条间接表明了他对人才的热切态度和厚重激励。

为促成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获得朝堂青眼，他曾先后七次向各方封疆大吏乃至咸丰皇帝极力举荐，帮助其实现人生转折晋升。可以说，曾胡二人在湘军体系内，在对将才的发掘培养上都能做到不遗余力且赫然有效，但在打造私人幕府专业人才队伍方面，曾国藩则明显更胜一筹。

湘军成军后，曾国藩为保证部队行军打仗、思想宣传、情报搜集和后勤补给等综合性事务的正常运转，在身边具有私人性质的“秘书处”基础上，先后设立粮台、忠义局、营务处、采编所、审案局、厘金局、盐务局等众多附属机构，李鸿章、刘蓉、李瀚章、郭嵩焘、李善兰、沈葆桢、李元度和容闳等一大批俊材秀士都曾效力其中，他们本身资质不凡，又经过紧张繁重的战时工作历练，又有曾国藩的大力提携，很多都登上了督抚高位，延续着湘淮军事集团在晚清政坛的强大影响力，也有的退而著书立说或是身体力行首倡洋务，开启当时风气之先。

湘军兵勇

但反观胡林翼，一是由于其所负责的作战区域仅限于湖北一省，稳控武汉后局面趋于稳定，需要全面统筹的事务压力不大，人才需求相对较小，广选深造的力度不够；再者胡林翼本人年不满五十即在湖北巡抚任上病逝，比之曾氏其个人号召力稍逊，对专业人才的培育推举也不多，因而其幕府无论是在规模形制上还是人才产出上都无法与曾氏幕府相匹敌。

三、官位和名望

胡林翼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的一甲第三名，官至少詹事，学宗宋儒。曾国藩祖上则是湘乡农民，至其祖父曾玉屏一辈才开始读书，其父曾麟书终生不过是秀才身份。但先天家庭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以后的官场升迁之路。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官运不佳，咸丰四年并入湘军体系时仅是一个由捐纳而来的贵州实缺道员。

虽然胡氏得任封疆最早，但却从无钦差大臣的加衔，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后，一再加任，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项钦差大臣之职，权势炽盛，有清一代实属罕见。从所辖地域看，曾国藩升任江督后，全面节制江西、江苏、安徽和浙江四省军事，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在治理两江地区的学政民生方面也采取了很多除弊兴善的举措。

清代两江总督府

另外，胡林翼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不如曾氏。二人在治学上都推崇宋明理学，讲究辨析义理，倡导经世致用，文章诗作都堪称当时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士林中的名气，却不如曾国藩扎实牢靠。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辞章，早在道光末年为官京师时，就已经誉满士林，闻名全国，所以后来才能将刘毓崧、周学浚、李善兰等宿学名儒一一延聘入幕。

而胡林翼年轻时放浪形骸，声名不佳，身为嘉道两朝名臣陶澍的东床快婿陪居江宁时竟然流连于十里秦淮，点翰林后还曾发生过和同乡周寿昌夜宿娼家被坊卒巡拘的闹剧。

四、功言和传承

青史留名从来都是历朝历代封建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价值追求之一。《左传》中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说法，所谓人生数十年，死后形体朽弊消亡，唯有品德、功业和言论能够昭垂永远。从“三不朽”的角度出发，也可以找出造成胡林翼的后世影响远不如曾国藩的一大重要原因。

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作文讲求声调铿锵、包蕴不尽，又兼深宏骏迈，带有汉赋气象，意境上雄奇瑰玮，叙事上切中事理。

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不下百数十卷，先后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刊行于世，内容涉及齐家修身、论人评事和朝政疏议，最后都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中，近代以来研读精解者众多。即使在今天，《曾国藩家书》依然是市场上热销不衰的教育类读物。

《曾国藩家书》

而胡林翼流传后世的作品主要以各类奏疏、尺牍为主，抒发心灵性情的古文诗集存世不多。巡抚荆楚后，胡氏将道光朝举人汪士铎迎入衙门，与他一同研究政事得失，从《左传》和《资治通鉴》中辑录有关兵略的内容，编纂了两部辑录体编年战争史《读史兵略》和《续读史兵略》，客观来讲对后世影响不大。

《读史兵略》

自古英雄离世之前，最关心的无非两件大事。一是身后的盖棺评论，二是未来的事业交接。曾胡二人死后，清政府分别给予了“文正”“文忠”的美谥，对本人的追赠和子弟的恩荫也算优厚。

但湘军之后，淮军继之，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最终大半都托付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来继承，从后来的发展看，尽管处世风格明显不同，但李氏接过曾氏的衣钵后，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依然长袖善舞，登台演绎了清王朝落幕前的很多高歌大戏，以“门生长”的身份将老师的精神遗产发扬保持到了最后时刻，这也导致后人在解读师生二人其中之一时始终难以剥离另外一个，往往相互比较，一体看待。

曾国藩和李鸿章

而胡林翼英年早逝后，既无幕下门人发扬后学，也没有出众子孙再耀门楣，只留给曾国藩、左宗棠和郭嵩焘等一干挚友以明思追念，今人谈及胡林翼，大多也只是推崇他在湖北巡抚任上为湘军发展大局着想，表面上刻意逢迎总督官文来达到揽取大权目的的精明之举。

尽管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在湘军领导层中的地位确有高下，但在当时那般艰险困顿的历史条件下，凡能穷尽一生心血，成就一番作为的，便可称一时风云人物，正如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评道：“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