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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作者: 流水王丽霞 | 来源:发表于2024-12-19 08:21 被阅读0次

《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原文阅读

      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牺牲以鱼。发出令曰:“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钻(釒遂),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耟、耒、耨、怀、(釒召)、(釒台)、乂、橿、权、渠、(纟晁)绁,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为酒食,所以为孝敬也。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星。十日之内,室无处女,路无行人。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处里为下陈,处师为下通,谓之役夫。三不树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处。皆齐。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

      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祖者,国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无功者无祖。无功者皆称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观于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搢玉总,带锡监,吹埙箎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发号出令:“罚而勿赏,夺而勿予,罪狱诛而勿生。终岁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马之实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计也。

      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趣山人断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苇,足蓄积。”三月之后,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谓之大通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零落,不获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雾气阳阳,宜死者生,宜蛰者鸣,不臧之害也。张耜当弩,铫耨当剑戟,擭渠当胁(革可),蓑笠当(扌永)橹。故耕械具则战械备矣。

字词注释

[1]絻(miǎn):通“冕”。礼冠。

[2]搢:插。揔:当为“忽”之讹。忽,同“笏”。

[3]监:礼冠的饰物。

[4]樵:烟熏。

[5]墐(jìn):涂。

[5]怀:当作“欘”。锄头。鉊:镰刀。鈶(sì):同“枱”。即耜。

[7]又:辅助。㩖:即“橿”,锄柄。权:锤。渠:即“辋”,车轮的外圈。繉(shéng):同“绳”。

[8]官:即“馆”。房屋。

[9]作:通“诅”。

[10]下陈:后列,末等。

[11]通:列。

[12]衍:沼泽

[13]太宗:太庙的别室。

[14]人:通“仁”。致敬。

[15]处:坐于地上。

[16]大材:即祭品珠象玉石和乐器木金革羽之类。

[17]主始而忌讳:即《论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忌讳,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此当指先王、祖先。

[18]功:立功,功勋。

[19]无功:当作“有功”。下句“有功”当作“无功”。沃:“饫(yù)”的假借字。饫,古代立着举行、昭明大节的宴礼。

[20]太惢:心宿,古代称为大火,即商星,因其光亮强,古人据其在天空的位置判断时令。

[21]风凿:风孔。

[22]作:开始。衍:繁殖。

[23]王:旺。

[24]隆:雷神

[25]发繇:发动徭役。

[26]趣:督促。

[27]通:流通。

[28]令:美好。

[29]铫:大锄头,这里用作动词。

[30]擭:掘取。胁:戟类。(革可),长柄。

[31](扌永):拥。橹:大盾牌。

译文参考

        洁净的精神生出心,心生出规,规生出矩,矩生出方正,方正生出历法,历法生出四季,四季生出万物。圣明的君主依靠这些来治理国家,这是普遍的道理。

        从冬至日开始,总共历经四十六日,冬天结束春天开始。天子向东离开国都四十六里,设祭坛,身穿青色衣服头戴青色礼冠,插上玉笏,佩戴玉监,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日,用鱼作为牺牲。发号施令道:“养生而不要杀生,赏赐而不要施罚,有罪的下狱之人不审断,等待冬天再处置。”教导百姓烟熏房屋,钻燧取火,涂补灶台,淘净水井,用这些来使百姓安乐长寿。耜、耒、耨,锄头、镰刀、铧,辅以锄柄、锤子、辋、绳子、缰绳,这些用来从事春耕夏耘农事活动的器械必须准备好。教导百姓制作酒和食物,用来孝敬父母。人如果生而没有父母,被称作孤儿。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的,被称作鳏夫。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的,被称作寡妇。这三种人都有房舍收留,可以做事的、不可以做事的像所承诺的一样能够得以谋生糊口而没有被遗弃。多做事的有功,少做事的有罪,所以路上没有了行乞的人。路上有行乞的人,那就是宰相的罪过。这就是天子在春天颁布的政令。

      从冬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春至。天子向东离开国都九十二里设祭坛,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星。十天之内,房屋里没有闲居的女子,路上没有闲散的行人。假如不从事耕作,就被称作贼人。下怨地,上恨天的人,被称作不肯任人驱使的人。在里中是末等人,在军队中是后列人,被称作役夫。这三种不肯勤勉耕作的人,就让他们为主管服劳役。这是天子在春天颁布的政令。

      从春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春天结束夏天开始。天子身穿黄色衣服,静坐于宫中,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发号施令道:“不要聚集民众,不要燃烧大火,不要斩断粗木、责罚大臣,不要砍伐大山,不要毁坏沼泽。毁灭这几种事物对国家会有所损害。”这是天子在夏天颁布的禁令。

      从春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夏至,麦子成熟。天子在太庙宗祠祭祀,盛放麦子作为祭品。麦子,是粮食的起始。祖宗,是家族的起始。同族的人互相致敬,不同族的人席地而坐。都备齐祭品乐器之后,出宗庙祭祀母系先祖。这是天子之所以重视起始而祭祀祖先的方式。

      从夏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夏天结束秋天开始,黍成熟。天子祭祀太祖,盛放黍作为祭品。黍,是粮食中的优质产物。太祖,是国家所重视的。立大功的位列太祖庙,立小功的位列小祖庙,没有立功的不设宗庙祭祀。参祭者有功的都按位次站着举行昭明大节的宴礼,没有立功的只能在外观礼。祭祖是按功勋祭祀的,不是按亲疏远近祭祀的。这是天子分辨贵贱而奖赏立功之人的方式。

        从夏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秋至日。秋天到来禾苗成熟。天子祭祀商星,向西离开国都一百三十八里设祭坛,身穿白色衣服头戴白色礼冠,插上玉笏,佩戴锡监,吹动埙篪的风孔,击打金石,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月,用猪作为祭品。发号施令,惩罚而不嘉奖,剥夺而不授予。降罪于受牢狱之罚的人,坚决诛杀不姑息。全年的犯罪,禁止赦免。牛马开始兴旺繁殖,遍布原野。这是天子在秋天实施的计划。

      从秋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秋天结束冬天开始。天子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礼冠静坐于宫中,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发号施令道:“不要燃烧大火,不要砍伐大山,不要阻塞大水,不要触犯天上的雷神。”这是天子在冬天颁布的禁令。

      从秋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天子向北离开国都九十二里设祭坛,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礼冠,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号称发动徭役。督促山里的人民砍伐树木,预备器械。督促草泽里的人民收取雚苇用作柴草,备足积蓄。发动徭役三个月之后,百姓都能用他们所有的物品,来换取没有的物品,这就是所谓用三个月的积蓄来进行大规模商品流通。

      但凡督促耕作却不耕作的,百姓生活就不会好。这是不耕作的危害。需要锄草却不锄草,杂草丛生田园荒芜,百姓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不锄草的危害。应该收获却不收获,假如风雨大作,那么粮食就会减产,百姓就会四散飘零。这是不收获的危害。应当贮藏却不贮藏,雾气大起,应该死亡的却得以生存,应该蛰伏的却在鸣叫。这是不贮藏的危害。张开的耜可当作弩,挥动的锄头可当作剑戟,翻掘的车辋可当作长柄戟,披戴的蓑衣可当作大盾牌。这样耕种的器械齐备,那么作战的装备也就预备齐全了。

核心内容解读

      这是全书专论轻重问题的专篇之六,题为《轻重己》。全篇章法严整,与前四篇轻重专论不同。何如璋云:“ 《轻重己》一篇,专记时令,非轻重也。”又云:“此篇乃上古时政之纪,五家治术中之阴阳家也。……宜列《五行》《四时》之次,附《玄宫》为一类。”而马非百云:“ 《轻重》诸篇屡言守时之重要,又曰:‘王者以时作。’况轻重之对象为万物,而万物生于四时,何得谓时令与轻重无关?”又云:“以前各篇所论,皆以通轻重为主,即专注意于现有财物之再分配,本篇则注意于财物之生产,故即以本篇为全书之结束。”今从马说。

      本篇主要阐述一年四季天子应推行的政令,最主要包括祭祀、农事等方面,共分为十节。第一节总论四时生万物,君主当“因而理之”。文章开篇说,清净的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矩,规矩产生方正,方正产生正道,正道产生历法,历法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顺应并治理这些规律,道理就遍布天下了。这段话强调了从精神到物质世界的生成过程,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中对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理解。圣人通过顺应和治理这些自然规律,实现了天下的治理和道理的普及。这种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强调顺应自然、遵循规律的治国之道。

        第二节至第九节分别阐述天子的春令、夏令、秋令和冬令。这些政令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关于祭祀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华夏文明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祭祀的对象是天、地、祖先,祭祀的目的是与祭祀对象进行沟通,以求得他们的庇佑。

        本篇详细记述了的一年四季从冬至到春至、到夏至、到秋至的时间、不同季节祭祀礼仪活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列士和百姓的具体服饰和行为等礼仪,以及相应的禁忌等。仪式本身就是各种意识、价值的载体。

      按照古代祭祀礼仪的划分标准,可将祭礼分成五类,即吉、凶、军、宾、嘉。吉礼包括对天神、地祇和人鬼的祭祀,为祭礼之首。自古以来,祭祀礼仪有着严格的等级,祭天是一种神圣的官方行为,只能由君王主持:“天子”与天神“交流”,祈求天下苍生得到护佑,达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  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祭祀天地、祖先和神灵,也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和行为,确保国家的安定和繁荣,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具有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功能。

      第十节为总结,阐述了不守时令的害处。作者描述了农业生产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趣耕而不耕”,指应该进行耕作的时候却没有进行耕作,导致人民无法遵循命令,这样会带来不耕作的危害。“宜芸而不芸”指应该进行除草的时候却没有进行除草,导致杂草丛生,人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样会带来不除草的危害。“宜获而不获”指应该进行收获的时候却没有进行收获,风雨将至,五谷减产,人民生活困苦,这样会带来不收获的危害。“宜藏而不藏”指应该储藏粮食的时候却没有进行储藏,雾气弥漫,适合死亡的生物复活,适合冬眠的动物苏醒,这样会带来不储藏的危害。接下来作者还描述了农业工具和战斗工具的关系。

      总结来说,这段文字强调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不进行相应的农业活动,会对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农业工具在战时可以转化为战斗工具,体现了农业和军事的紧密联系。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渊源(六)

六 战国时期法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观念

      除了道家,法家也从批判对象儒家学说中获取了大量学派发展的滋养。比如李斯与韩非皆师承儒家的荀子:“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在借鉴了儒家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的同时,法家用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注入新的历史内涵,从而对儒家展开针锋相对的质疑与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理论体系。

商鞅认为时代在不断改变,统治方式也应与时俱进:“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一而已矣。”这是治理国家的规律与原则所在:“故曰:王道有绳。”因此,君主治理国家,便不应效仿前代,而应随时做出相应的变革:“圣人不法古,不修今。”否则便会落后于时势的发展:“法古则后于时,修今者塞于势。”在此基础上,商鞅对战国时期法古而治的观念进行了质疑与批评:“故圣人之治国也,不法古,不循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今民能变俗矣,而法不易;国形更张矣,而务以古。”对于儒家倡导效仿三代的政治主张,商鞅认为三代统治形式也彼此不同:“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呈现出因缘时势,不断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政治立场:“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相应在治理方式上不断变化:“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因此后世也无法模仿。

商鞅认为伴随时代的变迁,民风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战国时期治理国家,不应效仿古代实行德政以感化民众,而应实行法治以约束民众:“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认为君主倡导仁义,并不能使民众皆能循仁义而行:“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而法与义一样,同样强调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有序:“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但与义强调内心修炼不同,法通过制定具体条文,能贯彻于天下民众之中:“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因此圣明君主实行法治,以整肃社会秩序:“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因此,君主不应以仁义教化民众,否则便会导致民众处于放纵状态,而无法管束,最终导致暴乱;而应以官爵吸引民众,以法治威慑民众,使其趋利避害,安居乐业,这才是符合当世的道义:“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

同理,国家实行法治不仅能够实现政权治理,而且能使国家走向强盛,是实行“强道”政治道路的必由之路:“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法治,力量皆得以壮大,彼此制衡,那么发生战争的机率便大为减小,天下也便会复归和谐状态:“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商鞅站在儒家对面的立场,从批评儒家的角度,进行治国理念的阐述。商鞅将儒家思想视为危害国家的虱子:“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认为政权如果以儒家思想为施政方针,将会失去管束民众的权威,无法驱动民众从事农业与战争,最终使国家走向衰落:“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反之,如果不运用儒家思想,那么便能富国强兵,其他国家不敢侵犯:“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总之,在商鞅看来,儒家倡导充满弹性的治理方式,容易造成国家混乱,是致乱之源。而法家却强调政权强力控制社会,能够整肃民众,是兴盛之本: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对于儒家所崇尚的贤能治国,商鞅也完全加以否定,认为会导致政权走向混乱:“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所谓贤能是由党羽私谀而获声名:“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一旦主政,便会援引私人,使民众奔走私门而不忠君主:

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知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

政权便会由此而乱,战争也会由此而失利:“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因此,商鞅反对“任良”,倡导“任奸”,也就是主张任用奸人治国,反对使用良民治国,认为这样民众才不会因亲善而彼此庇护,国家法律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从而实现“法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法律凌驾于民众之上,国家便能役使民众从事战争,从而提升军事力量:“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反之,国家便会走向动乱与衰弱:“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韩非指出当今政权若欲实现强国的政治目标,便需实行法治,去除乱政:“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之所以实行法治,与商鞅认为古今民风有所不同的观点一样,韩非也认为古代民众朴实,可以用虚名笼络,战国时期民众狡诈,只能实行法治:“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

那么,如何实行法治呢?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政治思想,认为实行法治,便要抛弃儒家所倡导的“仁政”观念:“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在选拔官员时,也不能按照儒家倡导的选贤任能,按照社会舆论选拔人才,认为这会导致官僚集团党比行私,轻视君主: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

韩非将“任贤”“妄举”视作君主治国的两大祸患。将儒家视作危害国家的“五蠹”,即五种蛀虫之一。

抛弃“仁政”观念之后,君主便可以实行法治了:“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完全按照国家制度来选拔、衡量官员,这样君主便能掌握官员情实,并加以控制了: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战国晚期,法家在各国之间都不同程度地获得采纳与实施,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全面实行“以法治国”,利用法家思想彻底改造政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是秦国。之所以是文化落后的秦国,而不是文化发达的东方六国,充分采用法家,取得最终的成功,源于秦国地处西部边疆,文化落后,反而少了传统的包袱,从而得以轻装上阵。

而秦国为应对艰苦环境与长期战争,从而借鉴法家,对周代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不仅使之更为简约,而且着力提升政治效率,从而发展出较为彻底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荀子对于秦国地缘政治及由此而培育出的政治面貌,有整体的论述: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围绕如何治理国家,产生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但整体而言,都在争霸、兼并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走向加强对地方的强制控制,整合地方资源,从而富国强兵,实现在诸国竞争中的胜利。儒家从“德政”向“礼治”的转变,借助制度体系的建构,主张加强对地方社会的管控与治理。道家从无为而治向因时而变,逐渐产生出对于社会更为积极的管理思想,乃至萌生出法治观念。作为最为晚出的法家,吸收了各派政治思想,主张实行法治,在全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政治体系,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推动国家资源的有力整合,从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完)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夏春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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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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