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医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处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共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对战争的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做出巨大牺牲。——《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史》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启示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沈从文的后半生》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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