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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腹地的构建》
人口更加稠密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更高的产量，本来应该更能承受最大程度地提高每亩收入的压力。他们还拥有好得多的灌溉条件，这是种植良种棉的一个主要优势。即便新品种在某种程度上比土棉更加耐旱，但如果春雨不足，西北地区的农民们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而西南地区的农民则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像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西南地区的乡村豪绅对其村庄的控制，远远要比西北地区的头面人物控制得彻底，尽管西南地区村际的暴力甚为猖獗。有些人把这个地区描述得特别“封建”：西南地区的许多村庄由控制着圩寨、粮仓和其他保卫设施的一个或几个家族所统治。
鲁西南的租佃率在华北（尽管不是整个国家）是很高的；地主是在村的居民，而佃农承担农作以外的义务。与之相比，鲁西北在该省中的租佃率最低；那里的西北部村庄中确实有着很高的租佃率，地主通常是不在村的放贷者，而且双方都没有非经济性的义务。西南部村庄更像是同姓的单位，而且在它们中几乎没有“外姓”。总之，当黄运的大部分村庄与华东和华南地区—非常普遍的、更具市镇趋向的村庄—相比，显得相对“封闭”时，黄运内部的差异仍然极大：西南部的村庄通常比西北部村庄更加军事化、更加“封闭”，并且被更加紧密地控制着。
周锡瑞指出的 19 世纪 90 年代西南地区大刀会和西北地区义和拳之间的反差—义和拳拥有无数的低级领袖，并且既要避免乡村精英们也要避免政府的控制，大刀会由当地的精英们领导，并在国家强迫那些精英们退出时瓦解了—似乎是一个有益的类比。至于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和贩卖私盐，这些非法行径既不损害普通的村民，也不损害村庄的精英们；因此，它们的长盛不衰几乎没法告诉我们有关当地豪绅制止抢棉的能力或愿望。
周锡瑞所描述的西南地区的微观地理—圩寨座落并横跨在管辖权的界线上—生动地说明了强大的村庄精英，甚至在匪患和混乱的高峰期，也很想阻挠县政府的控制。而棉业公会得到了根基在县城的精英们的支持，代表了县级层面的权力向乡村地区的延伸。
作为经常为了农民纳课而提前借出钱款的包税人（见第一章），他们具有不让像纱厂代理人这种新的放贷者渗入进来的动机。不过，社会和政治动机则可能是关键因素。
在美棉确实被推广开来的地方，它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农民们变得依赖于村子外面的人以获取种子。有些人需要贷款，这些款项通常来自纱厂的代理机构。在路上，他们需要安全的通道来运输其农产品，而这种通道与在一个本地的圩寨中为其粮食提供的安全储藏不同，必须在区或县级层面上来组织。
如果帮助推广美棉，乡村领袖们只能赚到钱财，但却有同时失去钱财和权力的危险；即使是典型的商业税—盐课，在向西南地区的许多农民征收时，也要经过其乡村头面人物。早期中共的组织者们也发现鲁西南地区的村庄特别难以渗透。
一个村庄的“渗透性”不要与这个村庄的“开放性”相混淆；渗透性就是让外部组织的代理人能够相对轻易地渗入进来，“开放性”这个词通常用来指那些村民离村相对频繁并与更加广阔的世界建立了联系。
西南部地区的农民比西北部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到东北打工（尽管旅费可能更高），部分原因就是西南地区村庄的不可渗透性所致，这阻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因此使穷人们更难在家乡附近发现新的机遇。
在义和团崛起时，西北地区不久就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混乱。不过，这种失控是西北地区推广棉花新品种成功的关键：这个地区缺乏主导性的乡村精英，并因此给外来的组织者们—在这里，既有那些带来新品种的人，也有那些建立棉业公会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可渗透性。这些组织者们进行了看得见的、有时很残酷的干预，把黄运和沿海纳入到了一个融合得更好的农业市场中。
总的说来，与西南地区的村庄从它们的不可渗透性中所得到的益处相比，西北地区的村庄从它们的可渗透性中所获得的益处要多得多。
像黄运这些地区，由于没有良好的交通来进口如木材之类的大宗货物，没有进口来替代，于是国家对它们的问题则几乎不予关注。
在水利系统处于鼎盛时期，黄运从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有用的原材料—那些因人口过于稠密而无法自给自足的材料。 19 世纪中期大运河与黄河运输的同时衰落，意味着黄运无法进行这种贸易以及生态被破坏的结果。
1853 年以前大运河造成的问题，甚至远不能与黄河改道后所发生的事情相比。并且，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即使从生态的角度，大运河造成的所有问题，都因运河给黄运带来的有益的输入品及引发政府的关注，而得到了更多的补偿。
与大运河以牺牲苏北和山东来向北京供粮的生态负担相反（很像剥夺巨大的地区，以供应像马德里、柏林和其他较近的周边地区无法提供粮食供应的首都），明清的国策似乎更像是减轻了黄淮交汇地区的生态压力。如果有某些地区被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应该是江南和其他富裕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为运河承担的漕运体制付出了代价。
明清朝贡体制的效果，是在 400 年的时间里让富裕的南方地区承担着维护如黄运这样较贫穷地区的全面生态平衡的代价，这与欧洲供应战略的一般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没有输入的材料，黄运已经衰竭的土壤在整个 20 世纪早期一步一步地恶化下去。
因此，如果注重更加封闭的地区的话，植树造林也许会在迎合人们的需求方面—以及因市场失败而发挥国家旧的弥补功能方面—走得最远。但中央政府仅注重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最大回报的地区。在黄运，木材的增多可以改善那里的生活，但对减少该地区的进口（棉货、煤油、香烟）或增加其出口（花生、大豆、棉花、牲口、劳动力）却起不了什么作用。 只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生态破坏的减少，节省了对水灾的救济并改善了土质），它才能转变为政府需缺的硬通货或财税；而政府对这样一种遥遥无期、可期而不可及的回报是不会有太大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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