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回乡，我见到了大伯。
他正在那曾经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红色瓦房廊檐下，低头弓背，斜身坐在小木椅上，不紧不慢地从发黑的蚕豆荚里噼噼剥剥地抠着蚕豆米。我踏踏的脚步声，惊扰了他，抬头、起身和我招呼。大伯眼神忧郁，黯然无光，黝黑的面庞上，岁月走过的沧桑印痕，如刀刻斧凿。
大伯的身后，是红色瓦房，早就失去当年的光鲜，曾经的朱红廊柱，遍布着油漆剥落的斑痕，星星点点。墙体经历岁月的积淀，裂缝纵横交错，似乎摇摇欲坠。东边和西边，是邻居巍峨气派装修考究的两层小楼，镀金的铝合金窗户和鎏金大门，熠熠生辉，彰显着主人家道的殷实。夹缝中大伯的房子，则实在卑微。大伯自觉矮人三分。拥有一座与邻人比肩的楼房，则成为大伯内心深处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因为，年逾七旬的他，实在力不从心。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世界变化太快。
上世纪80年代，大伯正值壮年，身材魁伟，力可拔山。粗重的青石滚，他只需两手一抓一握，就能很容易地举过头顶，如举一捆草个那般容易。依靠无人可及的力气，大伯做起农活，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大伯深知，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冬天，曙色微明，大伯就独自背着辣条糞箕，在鸡鸣狗吠声中，逡巡于田间地头家前屋后，找寻冻得硬邦邦的牛屎和狗粪。一堆动物的粪便，在大伯眼里，简直是一枚金黄的元宝，此时的大伯，便眉飞色舞，很欣喜地用粪耙勾入糞箕内。早饭开始的时候，大伯就挎着满满一糞箕粪便回到家中，身上，头上，挂着一层白白的霜花。对待湖里的庄稼，大伯讲究精耕细作，根据墒情，恰当把握播种的深浅。经他耙过的土地，平实柔软，土质细腻，从田边经过的人，总说用筛子滤过。这样的土地，孕育出来的庄稼，自然根正苗盛。不用说，湖里最葱绿繁茂的庄稼，准是大伯的。因此，大伯家每年收到粮食，总比别人多。
大伯还是一个出色的石匠。一块形态极不规则的石头，大伯只用锤子敲敲打打，用凿子划划刻刻，就能变得棱角分明，放在哪里都恰到好处。农事结束，大伯就非常繁忙起来，村民们用石头累猪圈，砌围墙，修渠道，水库护坡，大伯都是领衔人物，当然，大伯每天收益也最高，十块八块是常有的事。大伯的家境，在村中算是非常殷实的了。
于是，大伯和婶娘决定，倾其多年积蓄，为他的儿子，我的堂弟盖一座红砖红瓦红廊檐的房子，昭示日子的红火和家道的殷实。当房子落成之时，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大伯骑在屋脊顶，居高临下，乐呵呵的向村民们撒下许多缀上几个红圆点的白馒头，也撒糖果。那满地捡拾争抢馒头和糖果的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倍觉惬意。
这是村子里首座瓦房。它矗立在草房的群落里，如一颗璀璨明星，使得大伯走在村中的任何角落，总会获取村民的啧啧称赞。那是大伯一生中最有成就感，也最为自豪的日子。
大伯一直认为，居家过日子，只要勤劳节俭，就会丰衣足食，生活康庄。至于，孩子读书，那是可读可不读的，自己斗大字不识一筐，日子过得倒也红火。因此，我那两个堂兄，连小学都没读完。早早地跟随大伯栽桑种瓜。
大伯不曾想到，今天的时代列车实在太快，无论怎样精心伺候土地，它给予人类的回报，似乎已达到了极限。而有知识，懂技术，从土地上走出去的年轻人，每年春节回家，带回个五万八万的，和家人筹划着春天盖楼的事宜。我那两个堂兄，到外面闯荡几遭，都四处碰壁，折翅而回，只得蜗居在上世纪大伯盖的红瓦房里，依靠几亩薄田养家糊口，过着温饱的生活。
已进暮年的大伯，不知明白否，自己到底输在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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