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我活在自己的梦里，好像在大雾中行走，混混沌沌，浑浑噩噩，有时候乐在其中，有时候又感觉完全迷失。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我是个痴傻的孩子，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貌似在听课，神思早已跑到了九霄云外。
那时候农村没有教学楼，透过教室窗户，外面就是广阔的田野，我爷爷每次拾粪归来，总要趴在窗外看我学习的状况，一个班的人都看到了，我竟然毫无知觉。老师就喊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像喝醉了似的，低着头嘟嘟囔囔，不知所云。老师生气了，再也顾不上我爷的面子，训斥道：“马虎灯，戴眼镜！”
在全班哄堂大笑里，我还不知道自己挨骂了，以为老师说的是另一个人，我明明没有戴眼镜啊。
回到家，听见我奶在跟我爸说要买葱给我吃，因为葱同“冲”，说是要冲一冲我的傻劲儿，让我开窍。
那几年我吃了好多的葱，像一只食草动物。
若干年后，我在西安读书，听到当地一句俗话“一根葱，硬一冬”，恍然想起童年往事来，因为我的性意识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觉醒的。
性意识一觉醒，我更加云里雾里了，感觉女老师长的真好看，看着看着，常常就陷入一种莫名的幻觉里。我盯着她的脸，想入非非，她起初以为我在认真听讲，慢慢就察觉不对劲儿，愤怒地把我揪出来站在讲台上，仿佛我的目光把她强暴了似的。我很羞愧，但脑子里依然是晕晕乎乎的。
那时候正流行赵雅芝的《新白娘子传奇》，我看得如痴如醉，家里没有电视，想尽千方百计也要去别人家追看，遗憾的是每次重播，总会错过第一集。至始至终不知道许仙是如何遇见白娘子的。
听着别人的讲述，我深深代入其中，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为两人编织美丽的开始，心里充满了惆怅和感动，那不该是我在那个年纪应该懂的事，但我无法自拔。
一次，我跟着奶奶去姑家走亲戚，因为大雨滞留了几天，我看到姑家屋后的大杨树上有一只可怜的飞蛾，我觉得我应该救它，或许十八年后它也会变成仙女来报恩。我忘了我是怎么救的，但我确定把它放在了一个温暖的地方，更温暖的是，我把它放在了心里。
现在想想，或许是我害了它，人家一只飞蛾，天生就是要趴在树上的，我偏要给它挪地方，万一它飞不起来了怎么办，万一被什么动物吃了呢？
稍大一些，我的尿床病开始无法遏制，小时候尿床，大人虽然调侃着骂几句，都没太当回事，但年龄已经过了，如果再尿就显得很不正常。那时我已是少年了，尽管爸妈明里不说，我自己也会产生很大的心理障碍。
怕喝水，怕过夜，尽管忍着强烈的口渴冲动，夜里依然会一发不可收拾。碰巧哪天没尿，或者只尿了一点点，高兴得仿佛路上捡了钱，那一天就会过得特别清晰，像心灵的玻璃被擦过。
然而大部分时间我是糊涂的，尤其是上数学课，我被困在数字的迷宫里，怎么走也走不出去，我很孤独，渴望有一双手能带我逃离抽象，让我具体起来，有血有肉，免受煎熬。
这时候，历史和语文拯救了我。
我喜欢写作文，喜欢在纸上天马行空，我很奇怪那些磨磨蹭蹭交不出作文的同学，明明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表达，怎么会写不出来呢？我只恨纸不够用，八百字的限制如铁窗一样阻断了我叙述的自由。那时候作业本统一是由学校发放的，除了作文还有周记，记得在同学们普遍为写一篇作文而咬烂笔头时，我已经把周记都写好了。
我第一次受到表扬，就是因为不仅按时交作文，还额外补加一篇周记。我的原创作文甚至还得到过老师这样的红笔批语：此文若不是抄袭，必定是出类拔萃的。
为此，我受到过不少同学的羡慕嫉妒恨，因为我完成了他们似乎不愿完成的任务，而老师又想把这个任务普及，结果我的那些丑事又一次被张扬出来，使我刚刚获得的春芽，又一次面对了冷酷的秋霜。
我不得不再次面向自己的内心。
但这次我不再孤独，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大师朝我走来，他们以文字和音乐的形式走向我，猛烈地震撼着我的灵魂，仿佛在说：“来做梦呀！让现实滚吧！”
在文字和音乐里，现实竟然真的滚了，尤其是上高中后，我发现了图书馆和音像店这两个宝藏，我的头就没有抬起来过，就像走进了一场大梦。
图书馆规定一个人只能借一本，我搜集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一次借一摞；音像店的磁带五块钱一板，我跟老板商量租着听，五块钱能租十板。那是我一周的梦，白日梦。
课听不进去了，伴随着成绩一落千丈，座位也终于被调整最后一排，有时候老师照顾我个子小，偶尔分得靠前一些，也是边角的位置。同时，视力也开始下降，我这个“马虎灯”终于戴上了眼镜。
后来我开始写作，用做生意时剩下的劣质笔，写着写着往往会冒出一滴墨，在纸上洇一片。我坚持写了好多年，像梦魇了一般，虽然一无所获，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翻开泛黄的笔记，我看到一首叫《追梦人》的诗歌，那是我当时的内心独白：
白天追梦
晚上做梦
我是在路上
也是在梦中
多少年了，我活在自己的梦里，好像在大雾中行走，混混沌沌，浑浑噩噩，有时候乐在其中，有时候又感觉完全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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